首页 -> 2007年第3期
悲悯与幽默
作者：张永杰
括号中的内容对小说的所表现的思想起实质性构成作用。小学生的书包与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的木盆形成对比。在对孩子形象的描述中，看得出叙述者对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的同情和欣赏之情，与四十年代文本中那个恶俗的孩子形象相比尤其凸显这一点。就像写孩子的尽职一样，对孩子的形象刻画得越好，越让读者为这孩子感到惋惜：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偏偏这样小就被压上了生活的重担。而四十年代的《职业》则显得比较直露。虽然叙事者没有刻意地说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但在文本中这种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小说中有很多“感情色彩很重的字样”，叙事者“甚至跳出事件外面，自己加以评述、抒情、发议论”。四十年代文本写到了两种叫卖声：一是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二是收购旧衣烂衫的女人的。这两种声音“同为古城悲哀的歌唱之最具表情者”。然后叙述者又说，这种声音用昆明话喊出来：“听起来悲哀，悲哀之中有时又每透出一种谐趣。”叙述者甚至从卖椒盐饼子西洋糕孩子的叫卖声里听出：“一点嘲讽，委屈，疲倦，或者还有寂寞，种种说不清，混在一起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知道：悲哀、嘲讽、委屈、疲倦、寂寞等词语所表现的情感更多的是叙事者自己的，而不是小说中人物的。小说中人物对这些感情或许有本能的感觉，但他（她）们意识不到也表达不出。而叙事者替他们说出来了，这一方面是当时年轻的汪曾祺艺术上的不成熟，另一方面这些文字也确实说出了汪曾祺自己的感受。四十年代中后期的汪曾祺在生活上是穷困潦倒的，这在他当时写的《磨灭》《落魄》《牙疼》等小说中都有所反映。
受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影响，四十年代的汪曾祺正在追求一种“写实”与“象征”相统一的小说艺术样式：“真正的小说应该是现在进行式的，连人，连笔，连事，整个的小说进行前去，一切像真的一样，没有解释，没有说明，没有强调、对照的反拨，参差……绝对的写实，也是圆到融汇的象征，随处是象征而没有一点象征的‘意味’。”⑥有论者指出，汪曾祺四十年代的小说中，比较接近“现在进行式”的写作方式的是《异秉》⑦，《职业》没有能按作者预想的这一理想的方式来写，属于“过去进行时式”的写作。但是四十年代的《职业》文本体现着汪曾祺当时对“写实”与“象征”相统一的小说艺术样式的追求。与八十年代的文本相比，小说一上来就直奔主题，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巷子里常有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走过。”然后就介绍椒盐饼子、西洋糕这两种食物的形状、口味等。对卖食物的人一笔带过：“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常为老人及小孩。”接下来用一段长文来介绍这种食物叫卖声的地方语言特点。叙事者关注的重点一直在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这种职业及其叫卖声上，甚至直接跳出来发议论：“偶然也有年轻轻的小伙子挎一个竹篮叫卖，令人觉得可惜，谁都不会以为这是一个理想的职业。”在小说近三分之二的地方，叙述者说到由于这种叫卖声特有的音调引起了许多上学的孩子的摹仿，顽皮地将字眼变成了：“捏着鼻子吹洋号！”接下来另起一段：“一定有孩子小时学叫，稍大当真就作此生涯了。”下面的文字才开始叙述一个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的故事。但叙述者对这个孩子的身世来历是不关心的，只是很表面化地描写了孩子恶俗的形象。在小说结尾处最关键的地方，写到孩子天性的自然流露之时，叙事者的口气含混不清：也许他今天得到休息……也许他竟已得到机会，改了行业……从头到尾叙事者对他笔下的人物都缺乏一种同情和了解，他只是急于从人物身上寻找他所要表达的思想：“你从他身上看出一个假期，一个自在之身。……他潇潇洒洒的走过去，轻松的脚步，令人一下子想起这是四月中的好天气。”文中的“假期”“自在之身”“四月中的好天气”等说法，明显地是在用象征的手法表达叙事者的思想观念。四十年代的文本太过于追求整体性的象征意义，而忽略了写实性的一面，使得小说中的人物面目模糊甚至成了作者观念的载体。同时，作者与所写的人和事之间时间距离上比较接近，而情感上还没有来得及消化那段生活，所以较多地流露出叙事者当时的现实心态。这正如汪曾祺自言：“感觉到的东西我们还不能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地感觉它。”⑧到八十年代时，汪曾祺不但对于生活已经有着深刻的理解，对笔下的人和事有了悲悯的情怀，而且艺术手法上也渐趋成熟。
八十年代的《职业》实现了汪曾祺四十年代的小说艺术追求：“写实”与“象征”的统一。小说的形式结构和思想内容都体现出这一特点。在写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之前，汪曾祺写了好几种职业的叫卖声：收旧衣烂衫、卖化风丹、卖壁虱药、卖杨梅……并且对每一种叫卖声的叙述都单独形成完整的一段文字，与小说开头第一句话：“文林街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有各种吆喝叫卖的声音。”一起营造出小说中略带苍凉的氛围，约占全文三分之一的内容。在这种结构方式中，小说后面的“情节是从文本设定的某种背景上生长起来的，情节是背景的延伸，事件、人物也附属于背景”⑨。这样的结构方式使得小说具有了多种可能性，而这也正是象征或者寓言小说的一个特点。小说开篇所营造的氛围带有某种象征意味，后半部分具体写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的生活片段，这样小说的主题得到了深化和扩展，具有一种普泛性：从“失去童年的童年”延伸为“人世多苦辛”⑩。八十年代的文本中，汪曾祺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从事职业的人身上。对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的身世、日常生活都有了细致的了解和关切。叙事者在时间上与描写对象拉大了距离，而在情感上则缩小了差距，真正做到了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所说的“贴着人物来写”，悲悯感也由此而生。
虽然《职业》的前后两个文本都是以幽默的手法来结尾，但显然八十年代的文本要更精练也更耐人寻味。在四十年代的文本中，由于叙述者对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投入感情不多，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个孩子变成了一个表达作者思想观念的符号，结尾的幽默也带有嘲谑的味道。八十年代的文本中，虽然叙事者把自己的感情隐藏在文本背后，但从小说的语境来看，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的幽默除了自我揶揄的成分外，还体现着文本背后作者悲悯的情怀。“幽默感来自于一个人的智力的优越，来自于了解自己的意义，但也来自于他对自己的局限性的认识。幽默的态度，实际上也是一种控制的、冷静的、审察的态度，是对描写对象在获得时间、心理距离之后的一种处理，也是情感深化的体现。”[11]况且，汪曾祺自己也这样说过“唯痛苦才能产生真幽默”[12]。所谓真幽默就是能够让人笑出眼泪来的那种幽默。汪曾祺曾经对“职业”这个题目做过这样的解释：“职业是对人的限制，对人的框定，意味着人的选择自由的失去，无限可能性的失去。”[13]一个在职业束缚下，还没有彻底丧失自我的孩子是可爱的，也是可哀的。孩子天性的自然流露是对职业束缚的无声反抗，也是对社会不公的无言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