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严歌苓《白蛇》：“文革”书写的独特文本
作者：李 燕
“民间版本”中的芸芸众生则在不同程度下与“官方版本”中的权力迫害构成了同谋，民众在所谓“革命”的旗号下释放着个人内心潜藏的邪恶，他们对曾经无法企及的舞蹈家进行群体式的迫害，呈现出混乱时代民众的盲从和人性的邪恶。S省曾以舞蹈家孙丽坤为本省的骄傲，人们对她充满敬仰和爱慕，但在“文革”期间，曾经观看孙丽坤演出并对她充满敬仰的市民参与了斗争大会，建筑工地的老少男人们对她进行随意的下流调侃，医院的病人们则对孙丽坤进行种种任意的猜测，曾将孙丽坤尊为“祖师爷”的歌舞剧院的学员们成为专政队员专门看押孙丽坤，并对舞蹈家进行毫不留情的迫害，“女娃过去把孙丽坤当成‘祖师爷’，进她的单独练功房（里面挂着她跟周总理的合影），进她的化妆间女娃们都曾恭敬得像进祖宗祠”⑤。为了彻底摧毁孙丽坤曾经拥有的高贵和尊严，女娃们甚至当面监视她上厕所，孙丽坤她真是流着泪求过她们：“‘你们不背过脸去，我就是憋死也解不下来！’女娃们绝不心软，过去看你高雅傲慢，看你不食人间烟火不屙人屎，现在就是要看你原形毕露，跟千千万万大众一样蹲茅坑。”⑥ 原本应该拥有健康心灵和无邪青春的年轻学员们，在混乱的年代中形成扭曲的心态，以摧残、践踏曾经敬仰无比的舞蹈家来寻找内心的平衡，展现出人性的无情和残忍。舞蹈家孙丽坤在经历了身体与精神上摧毁后，“就跟马路上所有的中年妇女一模一样：一个茧蛹腰、两个瓠子奶，屁股也是大大方方撅起上面能开一桌饭。脸还是美人脸，就是横过来了；眼睫毛扫来扫去扫得人心痒，两个眼珠子已经黑的不黑白的不白。”⑦她习惯了若无其事地当着女娃们的面蹲茅坑，学会了以污言秽语同建筑工们打情骂俏，喜欢上了抽烟锅巴，甚至为了换来烟锅巴，她可以当着满身淫汗的老少男人们玩起两条曾经著名的腿，连那些建筑工人都没料到“一个如仙如梦的女子变得对自己的自尊和廉耻如此慷慨无畏”⑧。强大的外在势力与邪恶的人性共同完成了对美丽和高雅的摧残，曾经是美的化身的舞蹈家孙丽坤在群体的迫害下完成了自我迫害，彻底变成一个丑陋、庸俗的女人，强烈的对比使作品极具震撼人心的力量。严歌苓曾谈到“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我的写作，想的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⑨作家正是通过“文革”这种特殊的环境挖掘人性的深度，并以冷静的叙述心态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以及国民心态进行相当程度的反思。
严歌苓在移民海外后所创作的众多作品都能体现出作家对历史、个体、人性等问题的深刻思考，这固然与作家个体的审美取向、价值观念有关，但移民海外的生命经验以及西方文艺哲学思想对作家产生的深刻影响不可忽视。严歌苓留学美国后，对西方与本国在文化思想上的差异有着深切的体验，在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攻读英文写作硕士学位时，又深受西方的教育和文化的影响，定居美国多年后，作家在回望故国“文革”这段历史、思考“人”这一哲学命题时必然会带有双重身份的痕迹，其“文革”叙事小说与国内的同类题材小说也因此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或许只有当作家与故国及其历史拉开一定距离后，才能更为自觉地观照特殊年代中官方、民间的真实面貌及其本质，并对历史、“人”以及人性本身进行更为深入的哲学思考。
三
《白蛇》中“不为人知的版本”侧重书写女性个体的情感和心灵。作家严歌苓的小说始终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常以女性主义的书写将女性、情感的思考寓于作品创作中，小说《白蛇》借用“白蛇”的传说书写女性个体生命的体认与感受，其同性情谊的故事充满女性主义的意味和隐喻。早在1989年，香港女作家李碧华的长篇《青蛇》就为《白蛇传》“翻案”，作家把小说写成同性恋议题的故事，在小说中展现白蛇和青蛇之间充斥情欲、忌妒的纠葛以及充满恩怨的情谊。严歌苓同样以“白蛇”命名并构成故事，但不同的是，作家将神话中的白蛇与青蛇置换成现实中的舞蹈家和她的崇拜者，借助“文革”的历史背景书写同性情谊，以此来传达关于历史、女性、情感的独特思考。
严歌苓始终对于超越功利目的的情感备感珍惜，常常在小说中以一种温情的笔触来表现这种情感的美好，却又始终认为这种情感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得，她曾谈到自己在作品创作中一直在探究“爱情是不是人本性中的东西”，那种“为爱而爱的，理想主义的爱情”⑩是否存在。在“不为人知的版本”所展示的真相中，徐群姗对于舞蹈家的情感和爱慕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世俗的观念，她在12岁那年就迷恋着舞蹈家孙丽坤和她扮演的白蛇，并在日记中倾诉心中的爱慕之情，她对舞蹈家的爱恋不仅仅停留在优美的体态上，而是对舞蹈家艺术灵魂的理解和迷恋，这种爱慕因深入情感的本质而得以在徐群姗的生命中一直延续。而对于舞蹈家孙丽坤而言，她自身与艺术已是融为一体，“她自身是什么？若是没有舞蹈，她有没有自身？她从来没想过个问题。她用舞蹈去活着。活着，而不去思考”{11}。舞蹈就是她的灵魂，是她存在的真正价值，在舞蹈家孙丽坤最辉煌的岁月里，她生活在众多男性的追求和包围之中，这些爱慕她的男人却只是爱上了她身上所体现的世俗标准：“男人们爱她的美丽，爱她的风骚而毒辣的眼神，爱她的和周恩来总理的合影。除了她自身，他们全爱。”{12}当孙丽坤在“文革”时期受到冲击，失去了外在拥有的一切世俗价值时，过去那些男人的“爱”也随之失去，她甚至成为了众多男性迫害的对象，只有少女徐群姗真正懂得这位舞蹈家的艺术价值，她对孙丽坤的爱慕是对舞蹈家艺术灵魂的深刻理解，或者说是对美的化身的心悦诚服：“……她已经舞蹈化了她的整个现实生活，她整个的特质存在，她自己的情感、欲望、舞蹈。舞蹈只有直觉和暗示，是超于语言的语言。先民们在有语言之前便有了舞蹈，它的不可捉摸而含有最基本的准确。她在孙丽坤灌满舞蹈的身体中发掘出那已被忘却的准确。她为这发掘激动并感动。在那超于言语的准确面前，一切智慧，一切定义了的情感都嫌太笨重太具体了。”{13}
同样是对身体的渴望，徐群姗却因对艺术生命的理解而升华为对舞蹈家灵魂的爱慕，因此这份情感可以超越世俗标准和社会规范，并促使她在“文革”这一乱世中女扮男装，冒着风险探视监禁中的孙丽坤。同样，孙丽坤也因徐群山的到来重新燃起生命的希望，“文革”前生活在耀眼光环中的孙丽坤并不真正懂得何为情感，“爱她的男人太多，她搁置不下他们全部，只有不断地丢掉”{14}。“文革”期间，徐群山的到来让舞蹈家体会到了冷暖人世中难得的真情，尤其是徐群山浑身散发的文明气息、从形到神的异样风范让她体验到一种难得的精致感受，“他却从来不像任何她经历的男人那样，浑身散发着刺鼻的欲望。名叫徐群山的青年从来、从来不像他们那样”{15}。“活到34岁，她第一次感到和一个男子在一起，最舒适的不是肉体，是内心。”{16}她在潜意识中似乎能够感觉到徐群山的不同寻常，她无法确认整个事情的真实性质，却能感受到自己日益粗粝的心灵因徐群山的到来重新获得了情感和精神的滋养，原本在群体的摧残中自暴自弃的舞蹈家开始从身到心重塑自我，“意志如刀一般再次雕刻了她自身”，她偷偷地训练以恢复体形，并重新找回了那份失去已久的自尊和高贵，徐群山成了舞蹈家生命和精神的支撑，因为这份情感直抵精神和心灵，成为她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