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论李昂小说的情爱书写
作者：方 忠 陈兴丽
《杀夫》中的林市让人不禁想起现代文学画廊中同样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女子形象——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和白先勇《孤恋花》中的娟娟。首先，林市所处的环境和祥林嫂何其相似。她如祥林嫂一般反复向人们讲述她的梦境，“四邻很快听厌了，往往每俟林市一开口，就直截说：又是你的梦，我不听。没一阵子，林市少了听众，也不再继续说她的梦。她成为一个沉默的妇人，经常从工作中扬起她那张长脸，沉沉的不知想些什么。”就是这样的社会氛围：没有关心、只有冷漠。祥林嫂因为死了两个丈夫被认为“不祥”，被剥夺了“祝福”的权利，林市的母亲因为饥饿中被强暴而被认为有悖妇德、辱没门风，惨遭沉塘的厄运。鲁四老爷自有他的封建思想为依据，林市的叔叔更是十分无理地说出“林家怎样也是个诗书世家，林市阿母如有廉耻，应该不惜一切抵抗成为一个烈女，如此他们甚且会愿意替她盖一座贞节牌坊”。就是这样的社会制度：受压迫者得不到任何同情，压迫者倒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第二，林市、祥林嫂、娟娟同为受压迫的弱女子，但林市更加不幸。祥林嫂在苦难的旧社会中被族权、夫权、政权、神权四条绳索共同绞杀，林市同样是族权、夫权、神权压迫下的牺牲者。但是，祥林嫂所代表的底层劳动妇女所受的压迫可以被主流文学着力渲染，而林市在合法婚姻外衣下遭受的性虐待却很少有作家关注。娟娟是一个酒馆里的妓女，她的身份注定她是性虐待的对象，令人同情，而林市有着合法的婚姻，她的苦楚无以言说、遭人误解。因为在传统观念中性是神秘隐讳、难以启齿的。李昂以她敏锐的感觉、智慧的思维，大胆而毫不避讳地揭开了这层女性羞于揭开的神秘面纱，真诚地关怀女性，表现她们内心深处隐秘、难言的痛苦，将批判矛头直指男性沙文主义。第三，林市在受尽了折磨与虐待之后，精神恍惚中向丈夫举起了屠刀；娟娟在不堪凌辱、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用大铁熨斗砸碎了柯老雄的头。她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女子，如若不是外在环境超越极限的迫害，她们怎能做出如此骇人之举？林市在长期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中精神已经失常，她在幻觉中杀死并肢解了丈夫；娟娟在几近疯狂状态中砸死柯老雄之后，精神彻底崩溃，住进了疯人院。有论者认为林市是“敢于抗争的勇者”，她“举起了刀砍向了迫害自己的丈夫，也砍向了几千年沉重的父权社会和文化”⑥。其实不然。如果说娟娟的反抗还是有意识的，因为她一直处于清醒状态，不堪凌辱才奋起反抗；那么林市的反抗和娟娟不同，因为林市长期过着猪狗不如的悲惨生活，她饿着肚子，忍受着丈夫的强暴，还要遭到四邻的嘲笑，在这样的生活中她都从未想过要抗争，所以杀死丈夫只是精神失常者的非自觉行为。可悲的林市从未觉醒过！
在《杀夫》中，爱情、性、婚姻、道德的关系是针锋相对的对立，没有爱情的婚姻、没有爱情的性、合法婚姻内的性暴力，这一切如何作道德判断？作者将这些尖锐的矛盾作了集中的展示，对男权社会中女性命运和不平等地位发出沉重的拷问。当林市举起屠刀的时候，爱情、性、婚姻、道德都毁灭了，这几者的矛盾不可调和，只有屠刀才能解决问题。而在《暗夜》中，爱情、信仰、性、道德、家庭的关系不再是简单对立，而是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甚至表面上看起来相互融合，其实这背后隐藏着更深的问题。台湾进入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后，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中，男人们潇洒地周旋于妻子与情人之间，为了利益可以无视妻子与好友的不正当关系，女人们或者成了丈夫的点缀，或者为了利益出卖自己的身体与灵魂。李昂描写商业社会的阴暗面，使人想起70年代陈映真以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为主题的系列小说，如《华盛顿大楼》《上班族的一日》《万商帝君》等。但是陈映真的小说因作者自觉的政治意识而带有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色彩，而李昂的《暗夜》则是从人性角度出发，揭露商业社会下人性的严重扭曲。
《暗夜》中的李琳似乎是一个“幸福”的女人，丈夫让她衣食无忧，情人带给她甜蜜与激情，但是丈夫只是把她作为家庭生活的象征，情人更是视她为玩物、另类的刺激，她从未得到过所希冀的爱情，从来都只是男人的附属品。丁欣欣是一个前卫的女性，她大胆地释放自己的情欲，周旋于几个男人之间，但是她的原则是物质至上，所以她的行为并不是向男权社会挑战，而是使自己沦为性交易的对象。李昂曾将《杀夫》与《暗夜》分别称为“吃不饱”和“吃得饱”文学。“吃不饱”的女性被人残害欺凌，“性”成了她们为维持生存而不得已换取的“饭票”；而《暗夜》中“吃得饱”的女性却依旧被物欲化，并变成性的愉悦符号。其实，无论是李琳，还是丁欣欣，她们与男人的关系从未平等过，李昂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畸形、变态、荒唐的两性关系，再度思考了男女之间存在不平等关系的社会现实。至《她们的眼泪》《假面》《一封未寄的情书》，作者依然对女性的弱势地位问题进行了探讨，诸如雏妓问题、婚外恋问题等。
三、性与政治的结合
1987年“解严”以后，台湾的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台湾文化吸纳了更多的外来文化元素，以民主选举、政党制度、议会政府为核心要素的美国政治文化代替注重权威、强调服从、轻视个人的传统政治文化，成为台湾文化中的重要元素。”⑦随着新文化思维的兴起，台湾女性文学的主题渐趋多元。突出特征之一是情欲书写与政治诉求话语形态的兴起，或直言情欲、进行性别反思，如朱天文的《荒人手记》，苏伟贞的《沉默之岛》，陈雪的《恶女书》；或以情欲表达政治诉求，如陈烨的《泥河》，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等。在女性文学的这股创作潮流中，李昂是独特的一位，她既不像前一类作家纯粹表现女性的情欲世界，也不似第二类作家从女性个人的情爱史中追求宏伟的史诗性建构，而是将她一向大胆触及的情爱书写与政治认同相互渗透，表现宏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女性的生存状况和权力斗争。
创作于1991年的《迷园》，体现了“性政治”与“政治性”的特点。所谓“性政治”，指男女在爱情关系中的角力。在《迷园》中，朱影红、林西庚长期处于情爱的角力之中，徘徊于操纵/被操纵的形态之内。而“政治性”指作品中政治意识的体现。在《迷园》中，朱影红一句“我生在甲午战争末年”便将个人身世与政治、家国连在了一起。作品借历史的线索，通过朱祖彦那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揭示了台湾被殖民、被压迫的家族史和民族史；借现实的线索，展现了女主人公朱影红从压抑、放纵到平静的个人性史。小说中两条线索相互交织，最后，朱影红把与林西庚之间情爱战争得到的唯一胜利果实———菡园捐了出来，让它“属于台湾，属于台湾两千万人，但不属于任何一个压迫人民的政府”。至此，两条线索被扯在一起打了一个“总结”。在这部小说中，朱影红的形象是独特的，她美丽、优雅、智慧、从容，她非常清楚自己的所需所求，从情人处获得情欲的满足，又老到地“守候”所爱的男人，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最后终于在她的苦心经营下，一切如她所愿。遗憾的是，林西庚突然失去了性能力，朱影红觉得“好似从来不曾爱过他”，所以，这场对决是以玉石俱焚为终局，“歌咏沙场战争的《伊里亚特》写的是城毁人亡；歌咏床上战争的《迷园》写的则是心毁欲亡”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