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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昂小说的情爱书写

作者:方 忠 陈兴丽




  《戴贞操带的魔鬼》系列小说可以视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李昂以女性身份,对反对党运动的印象与反思。其作品中涉及政治的台湾女性,或为戒严时代替夫出征的悲情活寡妇(《戴贞操带的魔鬼》),或为继承夫志的受难者遗孀(《空白的灵堂》),或为“解严”后迅速走红、才色双全的女立委(《北港香炉人人插》),或为命运坎坷的反对运动之母(《彩妆血祭》),她们都有政治身份,又都是普通的女人,有着普通女人对幸福的追求与渴望,但是政治身份限制了她们追求幸福的权力。《彩妆血祭》中的王妈妈为了丈夫未尽的事业耗尽了自己的一生,从未拥有过个人的幸福;《空白的灵堂》中的林玉贞虽不想作为丈夫守寡的烈士遗孀,但摆脱不了的政治身份让她只能偷偷约会情人;《戴贞操带的魔鬼》中她是代夫出征的“哀伤的国母”,政治舞台上她表现出色,但作为普通的女人,她并不幸福,丈夫入狱多年,孩子远在海外,情感的缺失与情欲的压抑使她渴望幸福,但是丈夫“‘大炮’在牢里为人民受苦,做妻子的更该配合这崇高的理念”。况且,作为“哀伤的国母”,“任何事情一定只有被丑化成为丑闻”。因此,只有心中的渴念与冲动,却无从行动,一如戴着贞操带的魔鬼。这是社会强加给女人的悲哀。
  《北港香炉人人插》中的林丽姿与这些政治中的悲情女性形象大相径庭,林是典型的女权主义者,这一形象鲜明地体现了女性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法国女性主义代表伊莲·苏西在“女性身处何处”的追问中,发现了男女二元对立的社会文化结构,即主动/被动、太阳/月亮、日/夜、父/母……男/女。她的贡献是试图解构这种二元对立结构,瓦解父权价值体系的理论中心论。伊莉佳莱认为“我们必须反对父亲的法律去禁止母亲的欲望”⑨。林丽姿以身体颠覆男人的政治诉求方式,正是女性主义认同思想的极端化阐释。但是,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性别认同,并非忽视女性与男性在生理、心理上的差异,让女人不择手段打倒男人、取代男人。林丽姿叫嚣着“用女人的身体去颠覆男人”,游走于政治与男人之间,似乎风光无限;但是以丧失了女性自我及人格尊严为代价换来的“凑热闹”的女立委位子对于摧毁男性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架构有作用吗?性与权力的恶性交缠,以身体颠覆权力的奉献,只落得“从悲情到色情的尴尬”⑩。
  在这些性与政治结合的文本中,李昂坚守女性主义立场,对悲情女性作了同情的体察,对女性参政的误区作了明确的批判。李昂描述性与权力政治的相互运作有其深层寓意,她是要通过性对政治的参与和钳制,来反抗政治对性的压迫。她的这一策略寓意与法国女权主义者朱莉亚·克里斯多娃达成了共识:“当一位妇女感觉到她的作为一个女人的情感生活或者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情形被现存权力(从她的家庭到社会机构)话语过于残忍地忽视时,她凭着抗拒参与那久已忍受的暴力,从而使自己成为这一暴力的代理人,以此抗拒压迫。”{11}但是从艺术层面来看,这些作品的精致程度不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作品,大量的、没有节制的恐怖场景的描写淹没了作品的主题,破坏了作品的美感;一些作品因与政治联系得过于紧密,过分强调作品图解政治意图的作用,而削弱了作品的意义深度。
  综观李昂的作品,最出色的部分还是对于女性问题的观照和审视。她早期的创作伴随着个人的成长而日趋成熟,记录了少女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和情感体验。80年代,她以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从女性本体的立场出发,真诚地关注女性的成长与命运,以丰硕的创作成果奠定了自己在台湾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90年代,她将目光转向政治,将政治书写与女性情爱相结合,表达着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女性地位的思考。
  作为文坛上的叛逆女性,李昂每每以性作为剖析社会的切入点,但是性在她的作品中只是一种手段。李昂曾说过,“我走的不是一个单一的情欲问题,‘性’基本上还是会跟社会的脉动有关。”{12}因此,李昂写的虽然是人们很敏感的性领域,但她的创作态度是非常严肃的,描写的方法也是恰当的。李昂的创作往往以丰富的心理学和社会学以及精神医学的知识,使其作品的“性描写”具有相当的心理基础。她的性描写是为主题表现服务的,因此纵然李昂对性动作描写极为细腻,却也极少带给人异色遐想。
  李昂本着严肃的创作态度,以性为切入点,始终关注女性的成长、生存和命运,通过三十几年的创作,李昂为女性的自主和尊严作了大量的思考和努力。然而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男权社会稳固如昔,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为了换一碗饭吃忍辱偷生的“林市”或许越来越少,但是“吃饱了”以后更加堕落的“丁欣欣”却越来越多。而参与政治的女性,无论是代夫出征的悲情女性,还是宣称以身体颠覆男性的林丽姿,她们都没有“自我主体性”,她们只是在扮演着“守节”、“花瓶”等为男性所操纵的传统角色。表面上看她们和男性一样享有政治权力,但其实只是披上了美丽的外衣,女性——仍处于弱势。因此女性真正地实现独立自主、获得与男性平等对话的权力,依然任重道远。作为一个仍处于创作期的作家,我们对李昂今后的创作依然充满期待。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方忠,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陈兴丽,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12} 转引自邱贵芬:《(不)同国女人聒噪》,元尊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3月版,第99页,第93页。
  ②⑥ 李果:《论李昂女性意识的嬗变》,《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年第1期,第22页-第24页。
  ③ 梁鸿:《从性的成长史看女性的命运——试析李昂小说中的性意识》,《华文文学》,2001年3月,总第46期,第66页-第70页。
  ④ 弗洛伊德:《性爱与文明》,滕守尧译,安徽文艺出社,1987年版,第199页。
  ⑤ 蒋和森:《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⑦ 曾丽华:《多元文化特性中的创作异同——论王安忆、李昂小说的文化意蕴》,《重庆工学院学报》,2006年7月,第20卷第7期,第111页-第113页。
  ⑧ 黄毓秀:《〈迷园〉中的性与政治》,郑明娥:《当代台湾女性文学论》,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88页。
  ⑨ 转引自蔡振兴:《法国女性主义:伊莉佳莱论他者》,《中外文学》,第29卷第9期。
  ⑩ 樊洛平:《性文学领域的大胆叛逆———试论台湾女作家李昂的小说创作》,《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86页-第89页。
  {11} 朱莉亚·克里斯多娃:《妇女的时间》,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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