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丁玲（1979年）

　　同志们辛辛苦苦筹备了这样一个大会，我虽然身体不好，还是要来讲一点话，讲一点心里的话。我最心里的话就是感谢党。没有现在党中央的同志，我就没有今天，没有又登台发言的权利，写文章的权利。这样的权利，是我过去20余年没敢希望过的，尤其在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那样肆虐猖狂，我就彻底不抱任何希望了。不是说我们的党、我们这个民族没有希望了，而是说我想发表文字，是在我死后的事了。所以，能有今天，我是从心里往外感谢党的。

　　我感谢党对我的长期教育，使我有毅力度过这漫长的20年岁月。尽管刘少奇同志后来也被打倒了，但是他的一句话始终铭刻在我脑子里：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得起委屈的考验。毛主席也说过嘛，要能上能下。我可以当作家，也可以当工人和农民。当然心里不是没有痛苦。我是跟林冲一样，脸上被刺了字下去的，谁一见我都说这是个大右派、大叛徒。但我在内心始终认为自己还是个共产党员，我要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你看吧，你可以看我第一眼，第二眼，第三眼··…但我的行动将在你的心里升起新的形象，我不是坏人。我要在几乎没有任何光明的处境里开辟出一条光明的路来。最近有许多人，甚至外国朋友都问我，“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对他们讲我这些内心经历，对自己的女儿也不讲。我只能说，我有信念，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时间．相信历史。

　　现在，这一切都如艾青同志所说：俱往矣，没有谈头了。这里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我们的遭遇是社会间题．不是哪一个人把我打倒的。这20年我们在下面也很有好处，总浮在上面是写不出什么来的。在下面我看到许多人和事，这是我在上面看不到的：我现在是满腹文章，只是感到时间不多了，若能再给我15年就很好了。

　　我对我们的国家是满怀希望的，对我们的青年也是满怀希望的。我曾问过一个外国明友，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有希望？他回答我，中因最有希望。因为中国在变动，发扬民主，思想活跃，要冲破禁区，割喉管也不怕。而像关国、欧洲的社会，虽然人民的生活富裕，但思想贫乏，青年缺乏理想．普遍吸毒，从个人自杀到集体自杀，说明了这种空虚的严重性。我很同意这位朋友的看法：但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毛病，有些毛病还很深二

　　我从1927年开始写文章到现在52年了当然从1958年以后，有20年的间断。30年代国民党禁我的书，1958年以后，我们自己又把我的书禁了。而现在30岁左右的人几乎没有读过我的书。前几个月有读者给我来信说，虽然你的名字又上了报，当了政协委员，但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在我的脑子里你只是个右派，只不过现在是落实政策，战犯也都大赦了嘛，所以你们都成为政协委员。直到我读了你的喊杜晚香》等文章之后，你的形象才真正在我心目中改变了。右派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这封信使我很感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大都甲是好人，这是人人都清楚的，凡被“四人帮”打倒的大都是好好人，他们在群众耳日中香得很：担是1957年打下去这一批呢？却是批倒批臭。他们是不是都应该批倒批臭呢？我曾犹豫过，我要不要把心甩的活讲出来。我70多岁了，我坐过国民党的牢，文化大革命中又坐过．‘四人帮”的牢。我能像有些朋友好心嘱咐的那样，不问外事，不说话，浑浑噩噩混口子吗？难道我是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人吗？我不能这样，我认为看破红尘的人是最自私的人。所以我还是决定讲一点，补充大家的意见

　　我曾问过一些人，我们文艺界是吃了大亏的、根子是什么？我寻求着回答。有的同志说是封建。是呀，封建。封建具体表现在什么上呢？从f919年，我15岁就开始反封建，现在60年r，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色在文艺界的表现就是宗派主义。不打倒宗派主义，什么团结、向前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都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些人是俱往矣，但还有年轻一代，他们来日方长，我们希望他们不再吃苦头。我们的文学应该在世界上起作用。所以要挖根子把文艺界这些问题端到太阳下面来。我们是从20年代就有宗派，当时是由共同志趣结成的小团体，这不是坏东西。但从什么时候“宗派”成了可怕的坏东西了呢？恐怕是手里有了权，再搞宗派主义．就会达到可怕的程度。我衷心希望今后宗派主义这类事不要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