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德尔·菲利普斯（1837年12月8日）

　　洛夫乔依不仅是在捍卫新闻自由，而且是在自己的报馆拿起武器的。这样做维护了公民权。袭击他的人才违反了法律，践踏了法律。刚才发言的那位先生使用了“暴民”这个词。说得真不错！我们作为倾茶者的后代的确具有非凡的忍耐力！但是，那些“讲秩序的暴民”集结在各州倾毁茶叶时，他们抵制的不是法律，而是那些非法的法令。那些把茶叶税和印花税称作法律的美国人应该感到可耻）我们先辈所反抗的并不是国王的特权，而是国王的擅权。谁要是想找出其他什么解释，那就必须颠倒我国革命的历史。本州历史档案中有约翰·亚当斯的许多论辩资料，它们证明了英国国会制定的那些税收均属违宪和越权。在尚未理解这一点以前，新英格兰人民已纷纷拿起武器。英国议会所展开的辩论成了这场较量的先声，并鼓励了这场较量。因此，把先辈的业绩描绘成为群氓蜂起、为有权抵制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开了先例，这样做是对先辈历史的侮辱。那时和现在固然都有群情激奋，但两者之间的区别非常简单：那时人们所努力争取的是法律所保障的种种权利，他们奋起维护的是本省的法律和宪法；现在的闹事者却一味追求个人意志的宣泄，而不管这些意志是否正确。各位，当我听到刚才那位先生力陈要点，将奥尔顿的谋杀者与奥蒂斯、汉考克、昆西和亚当斯相提并论时．我想，那些画像上的人物（用手指着大厅四周挂着的肖像画）也会开口厉声斥责那个不肖的美国人，那个诛毁中伤死者的人。那位先生说什么如果他斗胆否定那些决议原则，他就变得渺小了。各位，站在这多少虔诚的清教徒为之献身、浸透着无数爱国者鲜血的国土上，我多么希望大地开裂．把那位先生连同他的种种不齿观点吞噬下去。

　　有些人似乎认为，从发生争端时起，奥尔顿一定陷人了无政府主义状态。根本没有。一位跟洛夫乔依志同道合的目击者说：“整个骚乱过程中，直到接到市长命令之前，我们没有一个人动用武器。”在洛夫乔依停止呼吸之前，无政府主义从没能够在这个忠于法律的城市中落脚生根。由洛夫乔依所体现的法制一直在反对它的敌对力量，维护自身的价值。可是他倒下了，于是公民权遭到了践踏。“他立足于宪法赋予的权利；他求助于法律；他声明受到公民权利的保护；他在宪法的广泛保障下寻求庇护。此后，他被子弹击中了，他倒下了。他只是这场共同灾难的受难者之一。”他向往那面自由的旗帜，并在它的怀抱中寻找保护。他倒下时，鲜血染红了旗帜上光荣的群星和横条：那星条是自由制度的象征，围绕着它，凝聚着多少振奋人心的回忆。

　　有一种说法，也许并非出自故意，说首先开枪的是洛夫乔依和他的同伴。这一说法已被早了解情况的人们所否定。首先开火的是暴徒。只是在两次受到火力攻击后，报馆大楼里的人经过商量，才开始予以相当谨慎的回击。即使假设是他们开的第一枪，他们也完全有权这么做。每个公民都有权保卫自己。每个公民长官更是有权抵御暴力。即或是洛夫乔依开的第一枪，这也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对他的同情，丝毫不会损害他作为捍卫新闻自由的烈士所享有的英名。全部问题在于，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那些1770年3月5日倒在英王街上的人们所做过的一切，远甚于洛夫乔依备受指控的内容。为一些不过尔尔的争吵，他们首先发起攻击，把一切能捡到的东西砸向英军。但是，这有没有使汉考克和沃伦对他们的赞美之词逊色丝毫呢？两位先生在追忆那段历史时对那些人大加称颂，欢呼他们是美国白由进程中最早的先烈。各位，倘若遵循所谓和平准则，我也许会为今天的情形悲叹痛悼。然而，我希望你们—凡是和我一样对官长执法的权力和责任确信无疑的人和我站在一起，让我们把某些人的举动斥为可耻的虚伪，尽管他们年复一年每逢7月4日也聚集起来纪念美国革命。让我们一起诅咒那些苍白无用的溢美之词，否则，我们对洛夫乔依的纪念将蒙受耻辱。为了保卫生命，捍卫自由，保护财产和维护新闻自由，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经历了那个可伯之夜后，我别无它憾。只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公民的权威竟会变得如此软弱，以至于一个公民不得不用武器保卫自己，而连这样的保卫也失败了。有位先生说什么洛夫乔依自以为是，轻率鲁莽，死得极其愚蠢。还有，本市一位受人尊重的牧师竟然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公民都无权发表与社会不相一致的言论！如果一个暴徒听从了这种言论并犯了罪，那个公民就必须对此负责！因此，他必须等待，一直等到人们觉悟过来并同意他的观点！这位对自由的诽谤者还喋喋不休地说，我们所向往、所必需的言论权是邪恶，一种与共和制度不可分离的邪恶！如果真是那祥，我们还要那些制度干什么？我们宁愿要那种苏丹式的专制国度，在那儿，人们至少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而不愿要这种多头怪兽般的暴民专制，因为在这种专制下，我们全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直到有一天，我们中间的一位公民为了向它挑战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根据那位牧师的荒谬言论，用来制止新闻机构的陋习的不是法律，却是对暴徒的畏俱。这种做法不仅剥夺了个人的和少数人的权力，同时也剥夺了大多数人的权力，因为大多数人表达的意见有时也会激惹起少数人的骚动。极少数人同多数人一样，都可以形成一群暴徒。因此，作为基督徒的大多数人，他们无权宣泄情绪或发表观点，因为这样做很有可能形成暴徒之势！体·彼得斯和约翰·科顿的在天之灵啊，请把我们从那些布道中拯救出来吧！

　　我们要无所顾忌地声明：在美国大地上，新闻必须自由！主张这样的自由难道超前了吗？难道因为某些团体不喜欢，人们就没有权利提出这样的主张吗？是谁以此低毁自己的国家？正是因为这一点，洛夫乔依应该得到更多的称颂。当前，那项有争议的权利—无代表也可对之征税的权利—引发了一场革命。可是，那种权利根本不能同洛夫乔依为之献身的权利同日而言。简言之，先生们，思想高于金钱，洛夫乔依终生奋斗的事业高于单纯的税收问题。奥提斯曾经在这个大厅里厉声严辞，因为国王坚决不肯在金融间题上让步。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他那充满义愤的雄辩之辞竟使英国迫不及待地要封住他的嘴。那个引发革命的问题也涉及了我们公民的利益。它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不仅仅是公民，更是代代相传的人。政治家们经常说，全然听从命运的安排，要么得到拯救，要么失落沉沦。不单是政治家，这还是来自布道讲坛的告诫，是我们信仰的发展必然。

　　主席先生，我由衷地感激在奥尔顿奋起抵坑的那一小队勇敢的人们。我们必须记住，洛夫乔依从一个城市移到另一个城市，然后又极其忍耐地经受了三台印刷机被毁之难。最后，他同他的友人们进行了商议。他的朋友们充满坚弧的个性．具有经过考验的诚挚品质、富于广博的见识，坚持基督原则。他们认为一场危机已经来临，坚持和维护权利的时候到了。但环视四周，他们见到的不是像我们这样具有稳定的传统习惯和成熟个性的人，而是一群“软弱之辈”，“骨子里缺乏成熟的坚定气质”：那些早期各州人们的后代，一旦看不见新英格兰的山峦，就似乎忘记了先辈用鲜血和磨难换来的原则。必须有所作为，向他们表明新闻自由的无上价值，为他们匡正那些莫衷一是而混乱的思想。洛夫乔依和他的顾问们所面临的就是这么一群人：他们像醉汉一样摇摆不定，对自己的权利漠不关心，情感心绪极其棍乱；他们对任何辩论充耳不闻，或许需要猛击一掌方能变得清醒一点；洛夫乔依意识到了浅们至今难以评判的东西，就是抵坑的必要性二遭到蔑视的法律呼唤着它。而急趋颓落的公众舆论必须坚决予以遏制。

　　当今的事件难道不是已经说明洛夫乔依的判断是对的吗？倘若人们纠缠于细微末节，整个民族又怎么可能奋而崛起？因此，像在1776年和164(年那样，人们又开始议论原则，注重气质，寻找自身价值了。或许，我们能在面临危急的灾难之前清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