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罗莎·卢森堡（1967年8月）

　　我来发言，是要代表俄国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提醒诸位：在讨论议程中的这一项问题时，我们应该回忆起伟大的俄国革命：当王德威尔得在大会的开幕式上以他特有的口才向革命烈士致敬时，我们都曾为死难的战士默哀。但应当直率地说，在听了某些发言，尤其是福尔马尔的发言之后，我不由得想到，如果俄国革命者鲜血淋漓的亡魂出现在这里的话，他们会说：“我们不稀罕你们的敬意，但请你们学我们的榜样。”而你们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便是背叛革命。

　　在上次的1904年阿姗斯特丹代表大会上，讨论过群众罢工的问题，那次通过的决议宣称我们在举行这种罢工方面的条件尚未成熟，还缺乏准备。但是唯物辩证法—即阿德勒所如此令人信服地加以引用的东西—已经把我们曾经认为不可能的事迅速实现了。

　　我要反对福尔马尔，很抱歉，我还要反对倍倍尔，因为他们断言，我们不可能比已经做到的事做得更多。大家知道，不仅俄国革命是由于战争而爆发的，而战争也正是由于俄国革命而中断的。要不然的话，沙皇政府一定还会把战争拖得更久，我们并不把历史辩证法了解为闲坐在那里等待夭鹅肉掉进口里。我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我认为，给马克思观点加比暮气沉沉的宿命论的形式是极其危险的，这只会引起像爱尔威所主张的那种过火行为。爱尔威是一个顽童—的确，是一个多嘴的顽童。不过如果福尔马尔以为考茨基只是在替自己说话，那么这个称号用在福尔马尔身上将更加恰当。

　　德国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不同意福尔马尔的观点，这是事实。在耶拿代表大会上就是如此．大会几乎一致通过的决议说明德画党—革命的政党—从历史中学到了一些东西。这项决议认为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把总罢工作为一种斗争手段，而过去长时期内一直把总罢工当作无政府主义的措施加以否决。但耶拿代表大会的工作并非受到了多拉美4纽文易司精神的影响，而是受到了俄国革命的红色怪影的影响。是的，我们当时所谈的群众性罢工不是用来反对战争，而是用来对付可能取消我们的选举权的情况二我们当然不能发誓说，一旦我们的选举权被剥夺我们就非得用群众性罢工来反抗不可，但我们同样也不能发誓说，我们举行群众性罢工，仅仅是为了对付人们剥夺我们的选举权而已。由于听了福尔马尔的发言，一部分也由于听了倍倍尔的发言，我们（俄国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应当把倍倍尔的决议改得更确切，更尖锐一些，因此我们就草拟了已经提交给你们的那份修正案。

　　必须强调指出，我们的修正案在某些地方超出了饶勒斯和瓦尔扬同志的建议，因为我们希望：在战争爆发时不仅要靠宣传鼓动来加速结束战争，而且还要利用战争本身来加速整个阶级统治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