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此值得大书一笔的，就是杨虎城在驻军陕北期间，听说广东办了一所黄埔军官学校，培养军事干部。他也在耀县办了一所三民军官学校，网罗优秀师资，提升干部素质。该校于西安围城以前，移驻西安新城，被围期间弦歌未辍，直到西安解围，军队改编以后，始行停办。此中有一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李着一书中，下面的一段记述，似有商榷的余地。他说：“杨虎城早在民国十四年担任国民军第二军（按：应为第三军）第三师师长时代，即与共产党发生联系并进行合作。杨在耀县曾设立过一所‘三民军官学校’，由共产党员魏野畴在政治部主任，政治课程的教官也多是共产份子，部队中的下级军官也有些是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共党干部。”这一段话，与事实颇有出入。杨虎城为了提升干部水准，加强部队的革命精神和与广东方面的关系，曾经网罗了几位出身于黄埔军校的人，担任三民军官学校的教职。如追随先总统蒋公赴俄考察、回国后曾在黄埔军校任事、十多年前病逝台北的国大代表、国策顾问陕籍大老王宗山，当时即被杨虎城聘为军事顾问，兼任三民军官学校校长。王氏不常到校，由教务长唐嗣桐负责主持。该校设有学生及学兵两队，分别由现住台北郊区的国大代表陕籍某将军，曾在监察院服务多年、现已退休的陕籍某先生，担任队长。还有湖南籍某将军（在大陆时曾任总司令，现住台北）、陕西籍的徐经济（曾往胡宗南部任师长，未来台）等人，皆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忠党爱国，数十年如一日，唐嗣桐且于大陆剿共时期，作战殉职。除此而外，该校另无黄埔出身的学生，更无黄埔出身的共产党徒。该校有政治教官二人，但未设政治部。魏野畴是政治教官之一，并非什么政治部主任。十六（一九二七）年清党之初，即被杨虎城驱逐离军，除此以外，杨军中那时另无黄埔或非黄埔出身的共党份子。如果就此断定杨虎城早年“即与共产党发生联系，并进行合作。”似非持平之论。因为那时正值联俄容共时期，国民党各阶层组织及国民政府所属各军、政机构中，共产党徒担任重任职务者，比比皆是。假定依此推论，岂非对当时的军政要员，都可加上“与共产党发生联系并进行合作”的恶名？杨虎城晚节有亏，罪及妻孥僚属，于幽囚十多年之后，已被处决。但对他早年的革命事迹，应该如何记载，似乎值得商榷。

　　于此值得大书特书的，民国十五（一九二六）年北伐期间，北方有三大守城战，对于北伐全局，贡献至大，那就是西安、信阳和南口三大战役。西安之守，已如前述。现在简述信阳和南口。

　　信阳为豫（河南）南重镇，毗连湖北，为军事上的要冲。民国十五（一九二六）年一月，吴佩孚以寇英杰为讨贼军第一路总司令，率领大军十个旅，由鄂（湖北）北攻，第一目标是河南的岳维峻，第二目标是直隶（河北）的冯玉祥。想不到他的大军推进到信阳，却遭到国民二军第十一师师长蒋世杰的坚强抵抗，由一月底打到三月中，吴军未能越过雷池一步。此时信阳城内弹尽粮绝，无法再守。国民二军又已全面溃败，守信阳亦无若何价值。蒋世杰才接受信阳城内外国传教士担任保证，与攻城军签订和平条约停战开城。如非蒋世杰这一坚守，挡住吴佩孚的大军，不能迅速北上，解决北方战局，那就不会有以后顿兵南口的苦战和损失，以延迟他挥师南下，抵御由两粤（广东、广西）出动的北伐之师。则国民革命军“打倒吴佩孚”的初期作战目标，恐怕不一定能够很快实现。

　　南口是北京与张家口之间的长城上的要隘，国民军因受直、奉军合力压迫，退出北京，即在张家口到南口之间，沿线设防，而以刘汝明师守南口。吴佩孚图功心切，北上后进驻长辛店，亲自督师，分兵数路向国民军大举进攻，南口正面由于刘汝明防守得力。吴军从四月打到七月，毫无进展。而由两粤（广东、广西）出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则已进出湖南，逼向湖北，风声越来越紧张，吴佩孚不能不对现实低头。乃与张作霖达成协议，由奉军、直军、直鲁军（张宗昌）、晋（山西）军，联合对国民军猛力进攻。一直打到八月十五日，国民军所有的防御设施，均被敌军的炽烈炮火摧毁殆尽，官兵伤亡也很多，实在无法支持，才向察哈尔、绥远地区撤退。吴佩孚挥动大军，掉头南下，业已抵挡不住国民革命军的强烈攻势，终于落败。不可一世的吴佩孚，从此一蹶不振。总而言之，民国十五（一九二六）年这一年，乃是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阀势力消长胜败的转捩关头。在广州没有誓师北伐以前，国民军孤军奋战于北方，当数倍之强敌，四面受攻，力战不懈，对于以后北伐统一的大业完成，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上述三大著名的防御战，更是有声有色，各有其不朽不同的价值。

　　蒋世杰守信阳，迟滞了吴军北进的时间，延长了吴佩孚早定中原，挥师北上，与张作霖夹攻国民军的里程，对于战事演变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杨虎城守西安，保持了西北重镇以及革命的势力于不坠，使得冯玉祥在五原誓师之后，顺利的底定甘（肃）、陕（西），会师中原。刘汝明守南口，牵制了奉、直大军四、五十万，不克转用于南方。由两粤（广东、广西）出动的北伐大军，乃克顺利的底定东南，向北推展，先后各个击破了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北洋军，完成了北伐统一的大业。由是观之，南口之战的价值，较西安、信阳两役，更为特出而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