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华民国政府由于大陆沉沦，播迁海隅，保持了握机致胜的复兴基地。三十多年来励精图治，已经成功的建立了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民生乐利的三民主义模范省。成为举世称重的反共堡垒，大陆同胞系心望救的光明灯塔。尽管我们由反攻大陆、光复大陆，而至以三民主义统一全中国的策略号召，因形势演变而有所不同。但对解救同胞、重建中华的基本目标，则是始终一贯，坚定不移，必底于成。
这就是当前台海两岸对峙的基本形势与演变经过。此一形势的造成，其远因则出于西安事变之所种。如说西安事变是一次改变中华近代历史的重大事件，似不为过。
发动西安事变主角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倘若他二人不联手，则此一事件就可能不曾发生。盖如张学良不曾首蓄异谋，则以杨虎城的形单势孤，兵力薄弱，他绝不敢有此轻举妄动。又如没有杨虎城的附和建议，张学良纵然位高势雄，恐怕也不至一意孤行，冒然发难。正因他二人协力济恶，乃以“兵谏”为借口，鲁莽灭裂的劫持了最高统帅，造成震惊中外的悖逆事件。
从张、杨两人的身世背景及其军系的历史渊源来加分析，这两人实在没有合作为恶的可能。先就张学良说：他于民国十七（一九二八）年易帜归顺，十九（一九三○）年入（山海）关靖乱以来，一直披肝沥胆的效忠中央，拥护领袖。尤其于二十三（一九三四）年初欧游归国以后，表现的更为恳挚。他历年来受任最高统帅的副手，位居一人之下，应属志得意满。蒋先生也对他推心置腹，倍加倚重。他此时手握重兵，肩负大任，为什么却于剿共战事将收全功之际，突然转变？再就杨虎城说：他在北方将领中，一直站在国民革命的阵营，较诸他人见风转舵、朝三暮四的行径，大异其趣。民国十九（一九三○）年他衣锦还乡，封疆、专阃成为西北地区的头号人物，算是踌躇满志。西安事变前几年来，虽然迭遭不大如意的事端，尚不至走上犯上作乱的险途。且当张学良大兵西进之时，他感觉泰山压顶，心存戒惧，为什么却与之沉瀣一气，同恶相济？凡此，似均有难解的谜团存在。
根据我们所能接触的公开史料，诸如事变结束之初，蒋先生立即发表的“西安半月记”、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所作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及以后陆续问世的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张学良的秘书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或作反省录）”等等，自然都属于第一手的可信资料。此外，一些或躬与其事，或洞悉内幕，或掌握一般人难得一见的资料的史学家，所写的若干短篇散文，杂然纷陈，也不在少，自都各有其价值。尤其数年前出版的李云汉教授所着“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一书，更是广搜中外史料、论证详审的权威佳作。笔者细读上述各种著作之后，深觉他们的共同论点，一则是属于事变发生后处理过程的叙述，一则是认定此一事变的发生，乃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中了中共的统战阴谋。这类说法，当然都相当正确。可是据我早年亲身体察及长期搜证研判的结果，觉得这一论定，尚不足尽事实的全貌。而有其更多的错综复杂、利害攸关的因素，环绕纠结，乃酿巨变。古人说：“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甘冒不韪，盖因迭经变故，疑惧丛生，积渐而成，其来有自。如不探究其形成的远因，单就事变发生之前及发生以后处理过程中的表象，加以论断，似欠周延。
于此，我想就前述各种著作中隐而未说的若干问题，以及其中与事实不符的某些细节，提出探讨，以就教于国人，并供研究现代史者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