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卽以侵略中国的所谓“大陆政策”为其一贯国策，其第一目标则为攫取我国的满（洲）、蒙（古）。自清末以至民初，巧取豪夺，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民国十九（一九三○）年中原大战爆发，东北军入（山海）关靖难，边防空虚。驻屯于旅顺、大连地区的日本关东军，认为有机可乘。便于二十（一九三一）年夏、秋间，以中、韩两国农民万宝山冲突事件，及日军中村上尉被杀事件为借口，蠢蠢欲动，情势紧张。此时中原大战结束不久，国军战力耗弱，中共势力猖獗于华中腹地，两广（广东、广西）方面又因胡汉民被囚事件而有异动。中央政府面对如此情势，安能数面作战，轻启对外争端，陷国家于危亡之境。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国策，实乃势逼处此情非得已的痛苦决定。
因此，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的两个月，万宝山事件发生时，张学良已看出日本的膨胀野心，已不可能用和平方法制止。他一再电请南京中央重视这个事实，并请示对日和战的态度。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档案资料显示，七月十日及十四日，张学良曾两次电呈南京中央。一则曰：“满蒙问题最后不用武力实难保全。日本对外膨胀政策旣定，我方亦应深具警觉。”再则曰：“由万宝山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拟推展其大陆政策，有向满蒙入侵之意，已事属昭然。固不论其对象为中国抑为苏俄，事关满蒙存亡，吾人便应早有打算。”七月十二日，蒋介石主席在覆张学良的密电中，戒告他说：“日本诚狡黠阴险，然今非我方对日抗战之时，除另电王部长（按卽外交部长王正廷）外，吾兄亦应监视民众勿生轨外行动。”十三日，监察院长于右任，也在覆张的密电中表示：“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希望东北同志体会此意，切戒轻举。”（按此时行政院长由蒋主席兼任，立法院长胡汉民辞职幽居，继任院长林森未到职，司法院长王宠惠消极赴沪（上海），考试院长戴传贤念佛修省，故仅由蒋、于二人对张学良作此答复。）嗣因日军中村上尉被杀事件，情况更趋紧急。张学良迭向中央有所请示，八月十六日、九月十一日，蒋主席一再电张指示：“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及“避免与日军冲突。”当时张学良驻节北平，正在从事于中原大战后华北方面的善后处理。他面对强敌，体认中央当局的谋国苦心及处境，势难得到有力的支持。懔于本身任重而力不足，对日军殊难作有效的抵抗。故于七月六日，致电东北政务委员会，谓：“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刼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同日，他又面告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派来北平请示的警务处长黄显声：“日军如寻衅，应极力避免冲突，以免事态扩大。”时至九月，情况更急，他又于六日致电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行为，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因此，“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晚，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驻军第七旅王以哲部，遵奉荣臻“不准抵抗”的电话命令，稍事接触，卽行撤退，沈阳随即沦陷。紧跟着，日军连续占领安东、营口、长春、吉林、昌图等十七个城市，各地驻军亦皆未加抵抗。此后不到三个月，东北三省全告丧失。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日，蒋主席适乘轮赴江西，督剿中共。南京当局的反应，就是国民党中央常会，于九月二十日举行会议，作出“对日本武力退让，交涉决不放松”的决定。蒋主席闻耗立即返回南京，于九月二十一日在陵园召集党政军首长，研商应付办法。二十二日，他在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演讲时指出：“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二十三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申述“政府现时旣以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十月十三日，蒋主席又在国府纪念周致词中，强调说明“拥护公理，抗御强敌。”凡上所述，所谓“逆来顺受”、“避免冲突”，实卽“不抵抗”的同义语。实乃事变前中央与地方当局共有的默契，事变后共持的决策。诚如近代史学权威梁敬錞教授在其所着“九一八事变史述”中所说：
“吾人今日自日本外务省情报档案中，检得民国二十年七月万宝山事件发生时，蒋、张之间确曾交换过对日避免冲突之意见。……学良电中之公理，与蒋九月二十二日、十月十三日两文之公理，若合符节，足证避免作战，实曾经过中央与地方对日战略之检讨。此种战略，正确与否，虽饶有辩论余地，而不抵抗之责任，要非张学良一人所能独负，则亦史家持平之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