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九一八之前，已知事态严重。……不抵抗主义，不创自张学良，而创自蒋主席。济南之役，蒋以不抵抗，制福田于无形，一面吁请国联，且不得国联之承认。今之办法，与济南无殊。国府文告中，对日避免冲突之指示，卽是国府对于张学良不抵抗主义之承认。蒋本人‘逆来顺受’之演讲，亦是不抵抗主义之证据。……”
我们试就以后史实的演变来加观察，政府当时隐忍持重的决策，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盖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六年──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由“卢沟桥事变”掀起对日全面抗战之日，我国内部统一告成，国力大增，蒋委员长的最高领袖地位已告确立，威望如日中天。在他的卓越领导之下，我们奋起抗战，为时年余，全国的精华地区，多告沦失。赖我祖宗遗留下来的广土众民，以空间换时间，勉力撑持，苦鬪不懈。终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结合，得到盟邦的大力支持，并肩作战，经过长达八年的艰苦岁月，方获最后胜利。如果当“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敌我实力相差悬殊，美、英、法西方诸强无力东顾，我们势难得到它们的支助。那么，中国孤力抗强敌，其结果的悲惨，实可不言而喩。不过从另一方面检讨，政府那时在军事上采取不抵抗的策略，固不算错。但在外交上的不交涉，确属失策。我们当时过于信赖国际联盟，向其控诉，请其裁处，关闭了对日直接交涉之门，才使事态恶化而不堪收拾。于此，蒋主席以后曾有省思自责的如下说法：
“九一八事变旣起，当局迟回却顾，坚持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就是沈阳陷落，尚未侵入关内的时候，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徐图转换情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误，以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语见蒋总统集二○五七页。）
尽管如上所云，国府迫于事实，不得不委屈求全。可是广大的国土，沦胥于旦夕之间，国人对于“不抵抗主义”产生的恶果，痛愤达于极点，尤以青年学生为甚。奔走呼号，示威请愿，遍及于国内各大城市，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学生青年，表现的更为激切。中枢当局固然备受责难，张学良更成为众矢之的，痛诟其为“不抵抗将军”。张氏含垢忍辱，从无一言以自解。名闻全国的政界及学界名流马君武，（他是广西桂林人，先后留学日本和德国，曾赴欧、美各国考察。早年参加革命，建树颇多。国父孙中山先生开府广州，曾任其为大元帅府秘书长。一度出任广西省长。并在上海、北京、广西等几所有名的大学，担任校长。著作等身，名满天下，现在的中、老年人多能知之。数年前台北有关人士曾为其举行“百岁冥诞记念会”。）曾作“哀沈阳”诗二首，公开发表，对张学良极尽嘲弄之能事。原诗云：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按张学良袭承父荫，少年得志，故都为其多次旧游之地。他与当地名流佳媛，有所周旋，事诚有之，如与其厮守终身的赵一荻（马诗中的“赵四”）女士，卽为其中之一人。但当“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张氏适因病住于协和医院疗养。事变发生的当晚，在北平的东北军政要人，为筹募辽北大水灾救济基金，在开明大戏院举行盛大公演，梅兰芳、程砚秋等四大名旦及其它所有著名伶工，都曾参加演出。中外名流绅耆，多来观赏，座无虚席。张学良亦在场，旋得其随从报告说，沈阳打来长途电话，有重要事请其亲自接听。张氏卽离席而去，再未返座。而影星胡蝶，那时并不在北平，后此若干年，胡蝶曾对人表示，她从未跟张学良有所往还，也没有见过面。马诗中所谓“胡蝶当行”，佳人共舞的事，全属子虚乌有，张学良亦从未作辩白。马君武此诗之作，乃系摭浮言，未加深察，发为不经之论。一时腾传南北，固曾对张氏有严重伤害。但以后证明其诬妄，何尝不损及他自己的清誉。执笔为文，可不慎哉。
张学良对于当时国人激于义愤，加诸他“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从未作过公开或书面的辩解。但是隐藏在心中的痛苦，有时也偶而有所发泄。张学良的亲信，曾任东北大学校长的王卓然，在其所着“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一书中曾一再提到张对他说：
“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张学良一人负担，就算是我一人的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一人误岂可全国也误，一时误岂可永久皆误。国人皆骂我不抵抗，现在大家就应一致奋起，一致抵抗才是！”
“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匪，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
余子（朱惠清）在所着“张学良与我的一段因缘”中说：
“当在山道上漫步时，我忽问道：‘副司令，当年日本鬼炮轰北大营时，假定咱们的部队硬同它干，一面从关内急调大军赴援，您看是不是顶得住？’他面容忽变惨淡，默默的走了一阵，对我说道：‘这事我有充分证据，证明俺没有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领袖的地方。只是现在还不便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