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因为一方面抵御外侮，一方面还要分力剿匪，那就和明末的情形一样。明末之时，陕西的土匪猖獗，明朝没有先去剿清，因之满清乘机入关。假使当时明朝只是在山海关以全力抗战，何尝不能抵御外侮。可是后方的李闯土匪猖獗，打到了北京，结果只有亡国。多尔衮写给史可法的信也说：他的天下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这虽然是他的狡辩，可是我们细按当时的情形，却不得不承认明朝的亡，不是亡于满清，而是亡于匪乱。现在我们的困难，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只要把国内的匪患肃清，使全国团结一致，无论倭寇怎样侵略，我们也能够稳固自强，终久是可以挽救转来的。如果我们内部意志不一，步骤凌乱，既要对内打土匪，同时又要对外御外侮，试问我们究有多少力量，恐怕结果也只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国的故事。……”
是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在南京举行的内政会议中致词，又复重申此义：
“……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的媒介。我们要明了‘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反转来讲：我们自己不欺侮自已，无论那一个外国，都不能欺侮我国。所以我们要想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安内，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是我们内部的意见不一致。第二、是赤祸的纷扰。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祸乱消除了，对日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共同一致，认定目标，对外是日寇，对内是赤匪。我以为如果赤匪的祸乱能够消灭，我们国内就可以安定。如果国内安定，我们一致对外，那么，日本就没有问题了。”
蒋委员长这种语重心长的连番昭示，旨在加强大家对于“安内攘外”政策与国家兴亡的关系之认同。但当时因格于情势，并未对外公开发表，以免引起内外各方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共祸的猖獗加剧，日方的侵略更急。行政院院长汪兆铭对于应付外患，也有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公开宣告。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乃是日本的一贯国策。但是它们的内部对于此一国策的执行，却有急进与缓进之分。自第一次中日战争（习称“甲午战争”，发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八九四〕年）战胜中国，日、俄战争（清光绪三十〔一九○四〕年，日、俄两国在我国东北发生战争。）战胜俄国以后，军人的气焰大涨，成为急进的主力。一般元老重臣，则比较主张缓进。发动侵华，制造“九一八事变”，即出于急进的少壮军人之所为。由驻在旅顺、大连地区的关东军（一个师团又一个旅团），担任主力，另由朝鲜（韩国）驻屯军策应支持。由于我国国力不济，应付失策，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迅即沦陷。日军因收功太易，食髓知味，更思大举扩张，但不为缓进派完全赞同。二十一（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对华比较友好的缓进派领袖，时任首相的犬养毅，被激进份子血盟团暗杀毙命，主张持重的一派，大生警惕，顿感失势。军阀侵华的暴行，益无忌惮。他们为达成确保战果，扩大影响的目的，一方面在东北策动伪“满洲国”的建立，一方面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不断制造事端。于是在南方掀起“一二八”松沪之战，在北方发动热河及长城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