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而论，当时的政治趋势：（一）对德、意的成就是欣羡的。（二）中国自民国以来，军阀割据，分崩离析，久苦吾民。有志之士，渴望中国统一，有一坚强巩固的领导中心，使中国早日由安定而建设，以迅速达到富强康乐的目的。（三）北伐以后，党政跟不上军事的成就，确系事实。当时所谓‘党军北伐，官僚南伐’的议论，久闷在一般同志的心头，一且领导中枢为众人信仰所寄托的人，提出复兴改革的主张，自是得人心之所共同，愿披肝沥胆效命，追随全力以赴……当年的中国，应该偏重集权，巩固统一，改革建设，在政治主张上言，这是前进有力的主张。”
因此，张学良回国之初的这一论调，正好与力行社的主张不谋而合。斯乃“圈”外人第一个作此倡议，以张学良的地位与影响力，自易引起国人的普遍重视。于是里应外合，兴起共鸣。如国民党另一新兴派系中的要角，历任党政教育外交要职的程天放，民国二十三、四年间，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说过这样的话：“领袖不是神，我们要把他奉为神。领袖不是万能，我们要把他看作万能。我们信仰领袖要迷信，服从领袖要盲从。”（此文笔者当时曾予剪贴，印象至为深刻，惟逾时过久，现在仅能记其要旨，原文标题及发表的确切时间已难确记。）
名学人钱端升，也曾在胡适之、丁文江诸人所办的“独立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民主政治欤？集权国家欤？”的文章，公开主张中国要以集权制度图谋建设。此文一出，更是脍炙人口，传诵一时。
凡此，对于蒋介石先生领袖地位和权威的建立，自然发生肯定的作用。
此时的张学良，在他自己和蒋委员长的心目中，其地位和关系，自不能与当年封疆专阃，独当一面的时候同日而语。所以他到达南京以后，对蒋先生表示极度尊敬，蒋先生对他也格外亲切。他在其“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曾说：“……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做预伏之工作。……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做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先大夫父子关系，不可同论。）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为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似先在杭澄庐时，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三省剿匪副司令一职，本拟不就，王维宙（按即王树翰）再三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于是，他便不能辜负蒋先生殷切倚托，就任代行（蒋委员长兼任）总司令职权的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新职，死心塌地的为蒋先生分忧分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