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一九三五）年二月底，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撤销，另行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张学良奉任行营主任，钱大钧为参谋长，杨永泰为秘书长。行营管辖的范围，较原来的三省剿匪总部稍大，继续三省剿总未了的事务，同时担任军队整编工作。其时以赣（江西）南为根据，盘踞江西、湖南、广东、福建四省边区的中共中央及所属共军，在国军第五次大举围剿之下，无法支持，业已向西南及西北各地，长途流窜。河南、湖北、安徽三省边区的残共，也告肃清。华中腹地，渐臻平靖。中央即着手整编部队，增强国防兵力，作抗日御侮的准备。乃于武昌设立陆军整理处，以军政部次长陈诚兼任处长，负责执行，并接受武昌行营的督导。其首先着手整理的是骑兵和炮兵部队。那时全国部队中所有的骑、炮兵，无论数量质量，皆以东北军居于绝对优势。张学良为了拥护中央的整军政策，就把他所属骑、炮兵，全部奉归中央，统筹整理。陈诚乃将原属东北军系统的骑兵第一（郭希鹏）、第四（王奇峰）、第六（白凤翔）等三个师，和原系北方杂军后归中央直辖的两个骑兵师（门炳岳、张砺生），共五个师。合并整编为三个骑兵师，师的番号未变，第一师师长改为门炳岳，第四、第六两师长仍旧，编成陆军骑兵第一军，调任东北军系统的第五十七军军长何柱国为骑兵第一军军长。炮兵则以原属东北军系统的炮兵第六（王和华）、第七（乔方）、第八（黄永安）等三个炮兵旅，加上中央直辖的两个炮兵团，共十个团。合并整编为陆军炮兵第六（黄永安）、第七（乔方）两个旅，每旅两团，另编成一个独立炮兵团，共五个团，由中央直接控制，分驻洛阳、武昌及西安各地，从事训练。

　　在兹整编期间，张学良和陈诚密切协调，开诚相见，合作的十分愉快，进行的十分顺利，张氏甚感满意。那时张为陆军一级上将，陈为陆军中将，官阶固有差距，与中央的关系也不相同。但彼此都相当尊重，张对陈的负责、坦诚、公正的精神和作法，颇为欣佩。而且张向陈推荐原东北军将领杨正治、郭尔珍、冯庸、张敬堂等十人，陈皆接受安置，张也心存感激。从此，张、陈二人有了深刻了解，建立良好关系。但在中枢手握重权的某一军事当局，认为陈诚所为，并不符合中央的整军政策，对之颇有微词。倘在别人，或于事业发展上，要受一点负作用，可是陈氏蒙受蒋先生特达之知，信任始终不衰，并未遭受什么影响。以后西安事变发生时，陈诚虽然被囚，却得到张学良的优待，对于事变的和平解决，陈氏与有力焉。世道无常，变幻难测，得失之几，盖难言也。

　　张学良在武汉住了一年多，当时他求表现之心甚为殷切，极想在此一职位上对国家有所贡猷，以挽回过去之声誉，并报答蒋先生的知遇之恩。可是在这一段不算短的日子里，他与中央党、政、军各方面接触已多，了解渐深，殊觉环境复杂，肆应不易，协调指挥，皆难如意。而且武昌行营，位高而权不重，虽负有整理辖区部队的责任，实际上并不能完全过问，工作比较清闲，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于是他又葫生退意，想再度出国考察，自我充实，将来再报效国家。他于二十四（一九三五）年八月，曾乘参加峨嵋训练团开幕典礼之便，向蒋先生提出此一请求，但未邀准。自此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他与蒋先生及有关各方之间，逐渐滋生了隔膜与疎离，尤以于同（民二四、一九三五）年冬西北剿匪总部成立，张氏出任副司令代总司令职权以后，更有急遽的变化与发展。

　　我们且作如下的指陈：

　　在中原大战以前，他以东北一方之尊，势大心雄，在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三方之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备受尊重和礼遇，因而得任一人之下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高位，主宰华北全局。现在时移势殊，他跟蒋先生的关系固然至为亲密，但地位却大为降低，他奉蒋为父执，过于恭顺的结果，渐渐丧失了应有的权力和发言的份量，甚至无法进言或不能畅所欲言。蒋视他如子弟，固然相当的照顾维护，但却不像以前那样尊重，对于张的要求或陈述，往往难予满足，甚至不加考虑。久而久之，彼此的意见难于沟通，关系自然就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