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十张的关系过于亲密，看在蒋先生侧近有力的某些人的眼中，难免滋生微妙的心理感应。基于自私心的作祟，不无因忌妬而图破坏。蒋公下面的人，又有权力地位之争，张学良讨好了一方，就会开罪另一方，这另一方就要动脑筋对付他。而且一些急功近利的浅见之徒，为了邀功固宠，不惜曲意承旨，弄些个不相干而莫须有的事，向上报告，误导上面于偏听。“浸润之谮，肤受之愬”，积久成多，便发生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当年因此而败坏大局的事，知者类能言之，固不仅张学良一人的遭遇为然也。这其中盛传有一位手握大权，自认为有资格接替蒋先生为接班人的要员，便在“肩挤张学良，脚压陈辞修（诚）”两事上用过工夫。因为张、陈两人，年龄都比他轻，干劲都比他大，都受到蒋先生的宠信和倚重。张学良的声望在他之上，跑在他的前面。陈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紧追在他的后面。这两人都被他视为接棒竞争的强力对手，于是就利用职权和各种关系，对张、陈二人施行“挤”、“压”。陈诚无懈可击，没有“压住”，张学良有隙可乘，便给“挤掉”了。

　　光凭内部来挤，张学良是不会吃大亏的。问题是外面的风雨交加，张学良定力不足，承受不住多重的侵袭，在他失察失慎的情况之下，逐渐走向了自毁而祸国的途径。

　　外面有些什么风雨交加？使得张学良承受不住呢？

　　其一是朱、毛共军流窜入陕（西），发动了大力统战，从精神上瓦解了东北军。

　　其二是东北军剿共失利，未能得到应有的补充，对中央发生了不平的反感。

　　其三是日本侵略日急，东北军拖家带眷，流离失所，没有得到适当的照顾。官兵们便不愿打内战，（这是他们对中共认识不清，误把剿共战争跟过去的内战看成一样。）要抗日，收复东北，返回家乡。

　　其四是张学良对于一些周遭事物的异样感受。

　　由于以上各种因素的影响，张学良便由心中的烦闷而演变为实际的行动。

　　我们且从共军长途流窜进入陕（西）北说起，因为这是酿祸之源。

　　盘据江西、湖南、广东、福建边区，以赣（江西）南为中心的共党中央及其所属的共军，经过国军五次围剿，损失惨重，无力支持，于是就突围西窜，谋求活路。当时共军的形势，大致如次：

　　由伪“红军总司令”朱德率领的“第一方面军”，计有伪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等五个军团，于二十三（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由其占领区开始行动，企图由湘（湖南）、黔（贵州）边区窜往贵州、四川，与其“第二方面军”贺龙及“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两股合流。共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秦邦宪、张闻天、陈云等，“苏维埃中央政府”高级人员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等，都随军同行。总计全部战鬪部队兵力为七万人，各种工作人员九千余人，民夫、马夫五千余人，共为八万五千人，对外号称十万之众，开始它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流窜行动。上述的共党“中央”及共军主力于突围流窜时，对于其原有的伪“中央苏区”，采取分散游击，独立作战的原则，作了如下的部署：

　　一、以项英为共党“中央”、“苏维埃中央”、“中央军委”之全权代表，留守“中央苏区”，指挥党、政、军全盘事宜。

　　二、伪“中央苏区”包括江西、闽西、闽赣边、湘赣边、湘鄂赣边各苏区，设立苏区“中央分局”，以项英为书记，领导“中央苏区”党的组织与工作。

　　三、成立伪“中央苏区”军区，以陈毅为司令员，项英兼政委，指挥各军区之军事行动与游击战争。

　　伪“第二方面军”贺龙及“第六军团”萧克两股，共约万余人，先后由鄂（湖北）西，经过湘（湖南）、黔（贵州）边区，尾随伪“第一方面军”之后，继续跟进。

　　伪“第四方面军”徐向前股，盘据（四）川北地区，经过连年扩张，计有伪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等五个军，共约八万人，向（四）川西北窜动，与朱德、贺龙等股的行动相呼应。

　　伪“第二十五军”徐海东股，由豫（河南）、鄂（湖北）边区，窜扰陕（西）南、关中及陇（甘肃）南、陇（甘肃）东地区，进入陕（西）北。与原据此一地区的伪“第二十六军”刘子丹股合流，并编为伪“第十五军团”，扩大其叛乱活动，准备迎接朱、毛、徐、贺等大部共军，长窜入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