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共军突围西窜及（四）川北徐向前所部共军与其呼应行动之际，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针对全盘敌情及有关态势，曾作如下的周密部署：
一、以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下辖五路十五个师，与广西剿匪部队切取连系，将朱、毛共军主力，包围于湘（湖南）、桂（广西）的零陵、全州地区而歼灭之。其中第二路总指挥薛岳，率领的八个师，则为紧蹑共军之后，担任追剿的主力。
二、以白崇禧为广西剿匪军总指挥，下辖两军五个师，扼守桂（广西）北全川、兴安地区，严密督剿，协力追剿军围歼西窜的共军。
三、以徐源泉为川湘鄂边区总司令，下辖三个师又一个旅，协同追剿军防堵共军渡（长）江北窜，围歼萧克、贺龙两部共军于湘（湖南）西地区。
四、以王家烈为贵州剿匪军总指挥，下辖五个师又三个旅，在湘（湖南）、黔（贵州）边境，扼要防守，堵击共军。
五、令四川剿匪军总司令刘湘，（刘湘是二十二〔一九三三〕年七月，奉任斯职。）督率所属六路川军，（第一路邓锡侯、第二路田颂尧、第三路李家钰、第四路杨森、第五路范绍增、第六路刘文辉。）以主力进剿（四）川北的徐向前共军，一部在（四）川、鄂（湖北）边境，防堵贺龙、萧克两股共军西窜，另以一部推进至（四）川南地区，加强防守，堵剿朱、毛共军。
在以上各路大军部署中，广西方面，因为白崇禧指挥有方，防守得力，共军于窜抵全州附近地区峙，即被击退，掉头向贵州方面窜扰。贵州方面虽然有五个师又三个旅，兵力并不算薄弱，可是这些部队，都是地方性武力，过去源流不同，互争雄长，迭相杀伐，训练旣差，武器装备都很窳劣，而且没有与共军作战的经验，又未构筑应有的防御工事，王家烈此时虽为一省的军政首长，对这些部队却难切实掌握，运用自如，一经接触，卽难力撑。后面薛岳率领的追剿军，兵力本来很强，如果行动快速，能够与黔军前后夹击，未尝没有歼敌致胜的可能。偏偏黔军不经打，追剿军走的慢，共军乃得到了一个喘息整补的好机会，如入无人之境，行动自如了。黔军旣垮，王家烈从此一蹶不振，薛岳大军，适时进入贵州，穷追猛打，共军无力抵抗，继续西窜，贵州便纳入中央政府直接治理的范围之中。
二十三（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设立重庆行营，以顾祝同为主任，统筹（四）川、滇（云南）、黔（贵州）三省剿共作战的任务。云南省主席龙云，因为共军压境，被任为云南省剿匪军总指挥，率部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边区，严密戒备。稍后又以龙云为第二路军剿匪总司令（第一路总司令由原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改任）。薛岳为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所辖部队共有十一个师又四个旅，除了原属第一、第二两纵队八个师外，另增编第三纵队，（孙渡，滇军，辖四个旅。）第四纵队，（王家烈，黔军，残部合编为三个师。）继续担任追剿任务。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也派有力部队，推进（四）川南，相机进出黔（贵州）北，防堵共军北窜。在如此强力兜剿之下，共军在贵州境内左冲右突，奔驰无定，一度且进入云南北部境内。经过三、四个月的追逐，共军终难立足，不得不按照其预定企图，夺路而逃，窜入（四）川南。
在此期间，蒋委负长频频飞临贵阳、昆明、成都、重庆等处，指示机宜，鼓舞士气，抚慰地方，收揽人心。这对当时剿共作战的顺利进展，固曾发生莫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以后对日本八年抗战中，奠定以西南西北各省为大后方，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从事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实有不可磨灭的先机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