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军渡过金沙江，以主力向会理、德昌、西昌方面进犯，一部扼守金沙江，阻止国军通过。在此期间，窜扰（四）川北地区的共军徐向前“第四方面军”，为了与朱、毛共军相呼应，即行向西窜扰，于二十四（一九三五）年三、四月间，在阆中、南部一带，突破川军第二十九军田颂尧部的江防阵地，西渡嘉陵江，窜至（四）川省西北人烟稀少，素称荒凉的茂县、理番一带，等候朱、毛共军北来，与之合流。到了六月十四日，北窜的朱、毛共军进陷天全、芦山。除向前部由理番西窜至懋功、达维之线。两股会合，声势大振。
这两股共军虽然合流，却因朱、毛率领的伪“第一方面军”，在长途流窜中，遭受国军追堵痛剿，损失惨重，残众已不足万人。徐向前的伪“第四方面军”则因在（四）川省连年扩张，拥有七、八万人之多。强弱异势，主客异形，张国焘、徐向前等顾盼自雄，对共党“中央”及“中央红军”，多少不放在眼里。毛泽东、张闻天等，则挟其伪“中央”以领导者自居，发号施令，颐指气使，更为张、徐等所不甘。于是明争暗鬪，积不相能，伪“中央”、“地方”及第一、第四方面军之间，遂发生磨擦裂痕。中共“中央”于六月二十五日，在（四）川北抚远之北的两河口，召开一次政治会议，原冀图解消此一矛盾。不料张国焘、陈昌浩等，即提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是否合法，其决议是否妥适等问题，同毛泽东、张闻天等公然挑战。毛等自难予容忍，几经争论，未获结果。眼看毛、张之间的一场权力鬪争，势难避免。可是他们几经熟虑，认为大敌当前，存亡呼吸，不宜内鬪而暂时隐忍未发。
两河口会议后，共军主力逐渐向北移动。八月五日，中共“中央”又在（四）川、甘（肃）边境的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共军的行动方针。因为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共军在（四）川西北近两个月的休整期间，国军已完成从东、南、北三方面围剿共军的部署。北面为国军主力，占据松潘、包庄，拦击共军北窜陕（西），甘（肃）。东南面扼守岷江流域，且已于七月底收复北川、汶川、理番各县，逐步向西进迫。南面以川军为主，也已于七月底收复懋功、抚边、崇化、绥定各县，正向北推进中。共军在国军三面进迫下，局处于（四）川西北高原的荒僻遽区及草地边缘，常年积雪，异常贫瘠，大部共军无以为生，不能不另谋出路。他们先决定向青海窥窜，侵占甘肃河西走廊，进入新疆，打通与苏俄沟通的国际络线。但因青海南部多属不毛之地，人烟稀少，瘴疠甚重，不仅粮食无着，卽饮水亦难觅取。当地夷民，又复出没袭击，对共军困扰甚大。如此则经由青海北窜，实在是死路一条绝难得逞。于是各共酋又在毛儿盖及包庄两地，先后举行军事会议。毛泽东力主经陇（甘肃）西南向北发展，先与陕（西）北刘子丹股会合，图取内蒙，由外蒙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苏俄的援助。徐向前、张国焘则坚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国军主力，已在甘（肃）陕（西）完成部署，如越草地北进，必遭受重大损伤，且难达成预期的目的。只有沿大金川南下，突破战力薄弱的川军防线，进取天全、芦山、雅安等地，相机争取成都平原，在天府之国力图发展，才是当前正确的战略方针。经过一番激烈争论，还是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乃将共军重新编组，由毛儿盖出动，分为两路，向北流窜。
共军右路军由共党“中央”及毛泽东率领，包括伪“第一方面军”之“第一军团”、“第三军团”、“第四方面军”之“第四军”、“第三十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负责指挥，向班佑、巴西、阿西一带前进。
左路军由伪“红军总司令”朱德、“政委”张国焘率领，包括伪“第一方面军”之“第五军团”、“第九军团”，伪“第四方面军”之“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二军”，由卓克基向阿坝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