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蒋先生到达西安以后，为了迅收剿共的大功，连日召见各高级将领，垂询指示，启导朂勉，且于八、九两日轮番召宴东北军的军、师、旅长多人，多所嘉慰。但有时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却未获参加，张学良对此发生疑惧。他在“忏悔录”中曾说：“蒋公数次召集将领会议，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使良与杨虎城发生疑惧，而良则有甚于疑惧者，是思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矣。因之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
其三、中央旋即发表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负起西北剿共的实际指挥责任。又传出东北军即将调驻河南、安徽整训的消息，更增加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不安。
其四、蒋先生到西安后，张学良差不多每天都跟他见面，有时单独相见，有时跟别人在一起，见面时每有言语上的争论。张在“忏悔录”中说：“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他所说的谈话内容，在已知的资料中未见记载。但是十二月十日的谈话中受到申斥，则是因九日学生游行请愿所引起。原来受中共及其同路人策动纠集的一些学生，于九日举行游行请愿，要求立即抗日，他们先到西北剿匪总部及陕西省政府请愿，以后又想强赴临潼面见蒋先生，行至灞桥，与军警发生冲突。张学良适时赶到灞桥：对学生讲了一番话，即把学生给挡回西安。第二天（十日）他见蒋先生时报告此一事件及其处置的经过，自认颇为得体，蒋先生不以为然，面予申斥。张自承因此事件“我与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蒋先生在其十二月十日的日记中，亦有关于此事的记述：“汉卿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又自省曰：‘对张学良说话，不可太重，免于心不安。”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
其五、张学良于王曲军官训练团及十二月十日受到蒋先生严厉斥责后，杨虎城看出他那种彷徨郁闷的心情，便乘机对张说：“在目前情势下，团结抗日是全国军民一致的呼声，蒋先生既然不肯接纳我们的意见，与其等着他派大军来消灭我们（这是张、杨二人那时共有的疑惧），倒不如先下手为强，促成他改变态度。假如到了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支持我们，而他还不觉悟时，我们就拥护副司令领导我们抗日。”
张学良听罢杨虎城的话，沉思很久，才徐徐对杨说：“兹事体大，千万不能轻举妄动。我们不妨利用前方将领目下都在西安之便，先召集他们开次会，听听他们的意见如何再说吧。”杨虎城说：“好，我们就在今天（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在绥署召集他们开会，至于什么人应该参加，由你我自行决定后，即行分别通知他们。”
张说：“好吧，就这么办。”
杨离去后，张即吩咐苗剑秋去打电话，召集各将领开会。
那次参加会议的人，东北军方面有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缪澄流、刘多荃，以及张的机要秘书苗剑秋等。第十七路军方面计有孙蔚如（第三十八军军长）、韩威西（绥署参谋长，原名光琦）、李志刚（绥署秘书长）等。由张、杨共同主持，张民首先发言，说明召开这次会议的严重意义。经过一番讨论，一致议决：“为了贯彻抗日救国的主张，对蒋先生不惜使用‘兵谏’的手段，以促其觉醒。”并决定由东北军负责赴华清池接请将先生，由第十七路军负责执行省政府及西京招待所的警戒任务。但皆以使用温和手段为主，不得使其发生流血事件。发动的时间定为十二日上午六时。
会议开罢后，张学良觉得接请蒋先生的任务特别重要，必须派一忠诚干练的人员负责执行，乃命苗剑秋给驻防甘肃平凉的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发出一封“机到即来”的限即刻到的电报，并派专机于当天下午把唐君尧接到西安。同时命苗剑秋协同李志刚起草通电文稿。（原电后叙。）
“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待张学良由新城大楼绥靖公署回到金家巷私邸时，于学忠即跟踪而至，他是来对张作最后的劝告：
“现在副司令既然决定了对委员长进行兵谏，我们做部下的当然听从你的命令。可是，最后我还是想问副司令一句话：第二步的后果怎么样？副司令考虑到没有？”
张答：“你所指的第二步后果，自然是说怎样来收拾大局了。我的意思是只要委员长接受我们的抗日意见，准许我们的部队开赴前线抗敌，使国家民族得救，无论有什么不良后果，我个人都愿意承担起来！”
张学良说到这里，禁不住两行热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此时的于学忠也不禁为之哽咽，什么话再也说不出来了。
张学良狠狠拍了一下手掌心，接下去又对于学忠说：“我知道我干这件事，一定有人认为是大逆不道，可是为了国家，我只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管不了那许多了。（按“别”字作“系”字解，是北方的俗话。）”
其六、张学良召开此一重要会议决定行动的同时，似乎还没有放弃向蒋先生最后进言的的努力。此时他无暇也不便亲自出面，就派其亲信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前赴华清池晋见蒋先生，对停止剿共，合力抗日的问题，再作申述。黎天才事先未曾向行辕报告请准，径自求见，这在当时是有违惯例的行动。蒋先生破格接见他，已属特别优容。但他所提的意见，在蒋先生听起来，又跟张学良所说的同样乖谬，心中当然不悦，于是就“痛切诫斥。”他在“西安半月记”中说：
“黎天才等忽来见，事先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
蒋先生对黎天才如何痛斥呢？李金洲在“西安事变亲历记”中会经约略提及，他说：“事后天才兄对作者详述经过，称十一日下午，曾奉委座召见，责其有亏职守，严加申斥，谓现在西安已成红城，政工人员所司何事，闹到这种地步云云。”
黎天才把他受到严词训诫的情况，回报张学良以后，张氏知道蒋先生对他们停止剿共的请求，绝对不予采纳，更受刺激。同时他发现停在临潼车站的蒋先生专车，业已升火待发，深恐蒋先生即将离陕，其计划将落空。所以急不暇择，在新城大楼的紧急会议中，决定立即采取劫持的手段，实行兵谏。
蒋先生对此危急情况，当时一无所知。当晚他召宴各高级将领时，看到张学良局促不安，始生疑虑。他在“西安半月记”中，有如下的记载：“是晚召张、杨、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杨、于均未到，询之张汉卿，则知彼亦于今晚宴来陕之中央军政长官，杨、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间餐毕，将邀诸人同往也。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以时迟，亦遂置之。”
其七、上述十二月十一日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夕，蒋先生在华清池召宴各高级将领中的一番谈话，气氛至为凝重，乃成为西安事变不可避免的最后决定因素。张玉荪在所着“华清池之旅”一文中，有如下的一段记载：
“十二月十一日晚间，……委员长忽然约请了几位高级官长在潼宴会。被邀的有总司令陈辞修、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于学忠及张、杨二人。……临时，杨虎城和于学忠电话请假。……在宴会进行快终了时，委员长忽然宣布……。张副司令学良一听见了该项口头宣布的命令后，面色立刻大变。隔了半晌，就起立报告……（按张文所说蒋先生口头宣布的西北剿共高级人事安排和兵力部署，以及张学良请示各点，都是听别人事后告诉他的。征诸当时情势，其可信性不高。且无官方及其它有力资料可资左证，故皆从略。）当时委座听到张的询问，并没有直接予以答复，反而大为震怒并痛加斥责的说：‘屡次训示，你是军人，只要服从命令，不要问为什么？怎么？你又提出问题来了？！’要知道历次训示，都是在单独接见的时候，虽然词气严厉些，只有张自己知道，比较还能忍受。这次当场斥责，在场有许多高级将领，确使张羞愧无地，无以自容。……当晚席散时，各将领应主任邀，在办公室小坐，张独匆匆往外走，我照例追上去，恭送如仪。以往每次送张，他都礼貌的敷衍几句，有时还嘱咐，有困难时，随时都可以去找他，临上车，还会挥手示意。当晚可不同了，他只是低头急走，全不理会我在送他，我偷窥他的脸色，满面怒容，临上车，头也不回，扬长而去。我回头报告钱主任，今天张副司令面色不对，不知道为的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