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和杨虎城，误认蒋先生的坚持“安内政策”是由于不了解下情，所以在王曲东北军军官训练团，安排了一次由团长及师参谋长以上高级人员出席的“剿匪军事会报”，预定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都不说话，概由团长和军、师参谋长发言，最后请蒋先生训示。他们的用意是想以下情上达的方式，促成蒋先生接纳大家的意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使蒋先生明了部众的意向，不要误认为他以前所说，只是他个人或少数高级人员的意见。拿现在惯用的术语来说，就是上下沟通，达成共识。张学良对于这一会报的安排，很为重视而小心，他会再三嘱咐杨虎城注意他所属的第十七路军与会者的个人社会关系，对于思想复杂言论激烈的人，千万不要让他们参加。对于东北军的与会人员，张也注意他们平日的言行，只准他们说心中想说的话，绝对不准对蒋先生稍有失礼之处。他同时还对杨虎城再三谆嘱：“在这次会报中如有任何差错，你我都将成为历史上的罪人，不能不特别加以注意。”其用心之苦，可以概见。可是这次会报，不但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非常恶劣的负作用。在这次会报中，一切按预定的程序进行，杨虎城所属的十七路军出席人员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都未说话，只由东北军的中级军官，纷纷发言。东北人的性情都很直率，年来又遭受了挫折与不平，苦于无从对上面有所发泄，乃就利用此一良机，把他们的情结和愿望都给报告出来。总括的说，不外是“拥护领袖”、“团结抗日”、“停止内战”、“保存国力”等等，大体上都还说的过去，没有什么踰越的地方。但也有人说话比较激烈，联带的提到“待遇问题”和“抚恤问题”。其中有一位团长声泪俱下的说：“我们热诚的热诚的恳请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即或牺牲了也在所不计。”又有一位师参谋长说：“委员长训示我们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刻下已经到了不攘外亦无以安内的阶段了。日本军人不是傻瓜，他们能够坐以待毙的等着我们安好内然后再去对付他们吗？”面对这般东北子弟的如此说法，我想蒋先生当时如果以全军领袖大家长的身份，用比较温和的态度剀切晓谕，那些心地质直的将校，可能会接受他的感召，遵从他的训诲。可是在蒋先生的感受中，总觉得这些人的发言和张学良近来的说法如出一辙，显然是受了张的嗾使，对张就更加愤慨。因为有了这种感觉，所以在他的训话中，严正有余而慈祥欠缺，完全讲了一大篇革命军人的大道理，首先训示“领袖就是父母”，叫他们像孝顺父母一样的服从领袖。其次对他们阐述“成功成仁”的意义。再次告诉他们“安内攘外”政策是救国的惟一途径，希望他们不要受了共产党宣传的毒素，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最后把话锋一转说到东北军身上，他说：

　　“我对于你们的副司令看待得如同子弟一般，对于你们我也看成是我们的子弟兵。可是在我未来西北以前接到报告，说东北军内部有一都份人思想庞杂，言论纷歧“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类的情事。但我绝对不信东北军内都有此种现象。我希望你们全体东北军将士注意保持你们参加革命的光荣历史。倘如真正的发现了害群之马，你们可以随时向我检举。为了维持国家纪纲，中央对于不遵守纪律的军人，一定会严格的加以制裁。……”

　　这种出自全军统帅大义凛然的昭示，在心态正常的人听来，自然会受到感动而栗遵。可是听在那些自觉屈抑。心怀愤激者耳中，却把严正的大义，认为是冷峻的官腔，责备过当，没有温暖，而且对于他们的苦楚，未说一句关怀慰藉的话，难免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张学良苦心安排的这一会报，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更大的误会。尤其蒋先生训话完毕之后，用一种含威带怒的眼光扫视全场，最后注视在张学良和王以哲的身上，更引起张学良的警惕。散会后，张把蒋鼎文、朱绍良拉到一旁，大哭一场，对他们说：“今天会场上的情形，是你们亲眼看到的，其实我除了拥护领袖抗日外，还有什么？”其悲痛可知。

　　关于这一幕，李金洲在“西安事变亲历记”中曾说：“委座及副司令离团后，苗剑秋氏，竟公开发表反对委座训示之讲演，并用激将法，质问听众，“难道咱们东北青年军官，竟无一人是日本二二六事变的英雄吗？’（按日本二二六事变为日本少壮军人。刺杀总理犬养毅之事变。）大有‘竟无一人是男儿’之讥诮。苗氏之胆大妄为，已至疯狂程度，毫无顾忌。所幸张副司令对军事干部，有绝对控制能力，不然如事变在此时发生，则其危险有不堪想象者矣。”

　　可是苗剑秋以后对人透露，说他们当初的设计，只有打算用“意见上陈”的方式，促成蒋先生接受他们的意见，停止内战领导他们抗日。以后却一直发生变化，双十二事件所采取的方式，同他们原来预定的步骤完全不符。

　　苗剑秋所说“以后一直发生变化”，究竟是些什么事呢？根据所知的资料显示，不外下列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