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从那时以后，西安的气氛，日趋恶化，显已成为在中共及其同路人操纵下反政府言论的大本营，偏激报刊，公然发行，荒谬言论，不一而足，藉词蛊惑，淆乱视听。十一月间，日军大举进攻绥远，立即升高东北军抗日的情绪与要求，援绥抗日的口号，高上云霄。张学良请求率部增援绥（远）东，蒋先生未准其请，且对他说“阎主任（按指阎锡山）能让你大军入晋（山西）过境吗？”禁不住张学良一再恳求，始准派骑兵第七师开绥（远）作战，（按该师实际上并未开去。）仍未允东北军全部出动，张氏对此深感不满。同时，与张学良颇有来往的中共同路人，上海救国会首要份子沉钧儒、王造时等，对张又送次怂恿，“忏悔录”中曾说：“沈钧儒、王造时等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谏陈，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当言之。”二十五（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的救国会机关刊物“救亡情报”第二十七期，载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致张学良电报，称：“望公本立即抗日之主张，火速坚决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南京外交谈判，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并电约各军事领袖，一面对中央为一致之督促，一面对绥远实行出兵援助。事急国危，幸即图之。”此电拍发后不久，沉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所谓救国会“七君子”，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上海被捕系狱。张学良曾自驾专机，遄赴洛阳，面请蒋先生予以释放，未蒙允许，且遭申斥，更引起张氏不快，情绪益趋恶劣。

　　蒋先生欢度五秩华诞后的个把月中，多半时间都驻节洛阳。其间曾返南京一行，也曾赴杭州、太原、济南各处巡视。为国勤劳，席不暇暖。十一月二十四日，张学良电陈蒋先生，谓所部不稳，陕事奇急，请准到洛阳面陈。十二月三日，张学良到洛阳晋谒蒋先生，声称西安情势险恶，迫不及待，或将有变乱发生，请蒋先生亲临抚慰。其时西安情形复杂，知者颇多，陈诚、李璜等，均曾劝阻蒋先生慎重其行。但蒋先生不以为虑，他“自觉统帅之于将士，教导有责。”张学良既无法抚驭其部属，为其直属长官者愿代负其责，对西北将士剀切晓谕，使彼等了然于剿共之重要，感之以诚信，励之以志节，便能迅赴事机，以竟全功。他在十二月二日的日记中曾说：

　　“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或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

　　以后西安事变结束，蒋先生在其所着“西安半月记”中，尚有一段回味的记述：

　　“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结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中正以国家统一，始基已具；念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同是黄炎胄裔，患在不明国策，岂甘倒行逆施？中正身为统帅，教导有责，此身属于党国，安危更不容计。爰于十二月四日由洛入关，约集秦、陇剿匪诸将领，按日接见，咨询情况，指授机宜；告以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朂以坚定勇往，迅赴事机之必要；又会集研究追剿方略，亲加阐示。虚以体察，实觉诸将领公忠体国，深明大义，绝不虑其有他。”

　　蒋先生就在这样的体认之下，于十二月四日，自洛阳搭乘陇海铁路专车，启节入陕（西），张学良、钱大钧等随行。专车到达西安时，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驻甘绥靖主任朱绍良、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等军、政要员，都在车站恭迎。蒋先生下车后略予周旋，即换乘汽车前往临潼华清池行辕。此后数日，接连发生了几桩火上加油的事件，乃成为导发西安事变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