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对中央数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忿懥，加深必须实现良之幻想。即（1）促请蒋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谓之贤哲。（2）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伐时然，给政府加添新刺激，以图耳目一新，挽回国人之观念。（3）停止内战，团结作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青年优秀自相牺牲。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但该当时，尚无存劫持之意。不过屡想强颜几谏，不顾一切，能使动容，得其志而已。”
“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向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担负向蒋公从容陈情。共党曾派叶剑英来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匪遂撤出瓦窑铺（按系瓦窑堡之误），向三边〔按保安以北，陕（西）、甘（肃）、宁（夏）边区的安边、定边、靖边三县，习称三边。〕北行。该时共党在西安设有代表处，邓发已曾到过西安。救国会、学联会，皆有代表。上海日人纱厂之罢工，良亦曾以私款接济，彼时阴沉空气已篱罩西安矣。”
“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虎城）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杨虎城为什么敢于提出这样大胆荒谬的意见呢？说起来自也有其原因。我们再看“忏悔录”中所说：
“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促成事变，彼亦藏有恶缘作用。方当一百十师失利之后，重拟围剿计划中，授杨虎城担任宜川力面进剿任务。彼对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称剿匪为‘无期徒刑’等牢骚话语。并言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清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按杨部共有第七（冯钦哉）、第三十八（孙蔚如）两个军，每军辖一个师，第四十二师属第七军，冯钦哉兼师长，第十七师属第三十八军，孙蔚如兼师长。另有三个警备旅及绥署直属警卫团，总兵力三万人左右，武器装备甚差。二十四（一九三五）年剿共作战，旅长张飞生、唐嗣桐、张汉民，相继壮烈成仁，兵力损失甚大。〕良虽以好言相慰，但亦表示爱莫能助之意。然勉为筹拨十万元接济之。再当一○九师之败，良亦曾向彼表露倦于剿匪之心情。…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深表同情。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自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间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情感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
从以上几段记述看来，我们应有以下的几点认识：
其一，尽管张学良此时心态已失平衡，但还保持其相当的理智。因为他还想“仍由良担负向蒋公从容陈情。”“当时尚无存劫持之意，不过屡想强颜几谏，不顾一切，能使动容，得其志而已。”他并无任意径行的意念。
其次，他与中共“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乃系指陕（西）北地区而言。至于甘肃及宁夏境内的剿共战事，并未停止。张学良且曾于八月中旬及十一月初两度飞赴兰州，躬亲指挥。虽然那时担任剿共的部队，不管属于中央嫡系或非嫡系，以及东北军等，除少数认真作战者外，大多都不曾力战。
其三、杨虎城对张学良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见，乃是十一月初距离西安事变发生以前个把月的事，张学良当时并未首肯。他曾说“当时尚无存劫持之意。”论者有谓张、杨二人早蓄异谋，显与事实不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