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自己率领的那枝共军，一面掩护其西路军渡（黄）河，一面向宁夏窜动，于十一月中占领宁夏同心城。这时，毛泽东率领的共军也窜到同心城，双方高级人员终于在此地会合。这是张国焘和毛泽东分裂一年多以来又一次见面，见面之后，张国焘立卽陈述其作战计划及“西路军”在古浪激战的情形，立请毛泽东派兵驰援“西路军”。张国焘认为如果及时派兵渡（黄）河夹击国军，必可大获全胜，并夺取甘肃河西走廊为根据地。但毛泽东不赞成，他认为如果派兵驰援，不仅渡（黄）河困难，且苏区内部因而空虚，必将招致国军的进攻，大有失却立足基地的危险。在辩论中，张国焘提醒毛泽东注意，“西路军”虽然大部份为“四方面军”的精锐，但也有原属“第二方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如果坐视其败，是党和红军的整个损失。最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地位打消了张国焘的建议，“西路军”遂在孤军奋战之余，全军覆没。事后，随同毛泽东到同心城与张国焘会晤的中共中央秘书长涂振农曾对人说：“毛泽东于会晤张国焘后，对他们大发牢骚说，张国焘擅作主张，组织什么‘西路军’，渡河入甘肃河西走廊，明明走的是死路，还说什么打通国际路线，就让国民党把它消灭了吧，还有什么援救不援救”等语。我们现在就当时国军的进剿部署及共军的艰难处境加以衡量，徐向前所部共军，业已窜到古浪，接近武威（凉州），距离毛、张共军窜到的同心城一带，远达千里，已被国军隔绝，徐共只有马家军与之拼鬪，其它各部强有力的国军，都布置于兰州、靖远、宁夏一带。毛共横渡黄河，固不容易，就是勉强渡过去，也必受国军的阻击兜剿，将难逃与徐共军同样的命运。而且当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等率众西窜之际，国军（东北军）第一○五师刘多荃部，已将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瓦窑堡乘虚攻占。中共中央各机关及红军学校的学生与保安大队等单位，仓皇撤退，遁入保安及其附近的山区中，苟延残喘。诚如毛泽东所说，分兵救援“西路军”，走的是死路一条，且有丧失它们在陕（西）北立足地的危险。就中共当时处境及其以后的发展来看、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无疑是不错的。他以后曾以晓畅兵机，善用大兵自诩，固然是给自己脸上贴金，但也不能说他是完全吹牛。而张国焘年前坚持己见，率众回窜（四）川、（西）康，已是失着。但是由湖南、贵州长窜入（四）川的共军“第二方面军”贺龙、萧克两股，得到他的接应，与之合流，算是一得。此番又以主力西窜，遭受全军覆没。足征乃书生之见，难怪在中共权力鬪争之中归于失败。

　　毛泽东、张国焘等在宁夏同心城会合期间，国军追剿的部队第一军胡宗南、第五十一军于学忠、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骑兵军何柱国等部也尾追不舍，齐向同心城一带进击。共军原拟在同心城西南迎击国军，后因国军两翼包抄，共军三面受敌，毛泽东等不得不率众向东移窜。国军乘胜长驱直入，于十一月十九、二十两日，先后占领宁（夏）、陕（西）、甘（肃）边区的惠安堡、山城堡，直接威胁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保安。当此之时，中共“第一”、“第二”、“第四”等三个方面军的残余总兵力，不过两万余人，（“第一”、“第四”两方面军各有一万人，“第二方面军”二千人。）毛泽东、张国焘等迫于情势恶劣，决定拼此余力，在山城堡（甘肃环县以北，与陕（西）北毘连）以北迎击国军。同时毛泽东立卽遄返保安，作紧急应变措施。据中共中央秘书长涂振农事后对人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准备把红军及中央机关分成两路撤退，一路东入山西游击，一路南入秦岭向陕（西）南游击，中央机关的大部份人员准备随南路军入山行动。

　　国军于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山城堡向东推进，遭到预伏在山城堡周团的共军猛烈抵抗与反击，经过一昼夜的剧烈战鬪，双方损失均重，国军直取保安的攻势暂被遏阻。适日军在绥远挑衅，在陕（西）北作战的国军第十三军汤恩伯部，调缓（远）增援，国军进攻的行动延缓，中共所受的压力减轻。

　　面对日寇深入，国人羣情愤激，正是中共加紧实施统战的好机会。它们一面利用各种途径，向全国不断呼求。一面上书蒋委员长，有所陈述，以图转变政府陆续围剿的意向。

　　二十五（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穑、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林彪、刘伯承、叶剑英、张云逸、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董振堂、罗炳辉、邵式平、郭洪涛等十九人共同具名，率“中国工农红军”名义，上书蒋委员长说：

　　“今日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卽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前线，绥远之国军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的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民族唯一之出路也。……”

　　同时，它们以中共中央及伪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出“关于缓远抗战通电”，全文甚长：

　　要点如下：

　　一、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准备全国性的抗战。

　　二、停止进攻红军，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三、开放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立卽释放政治犯及上海各爱国领袖。

　　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商讨救国大计。

　　就在中共提出上述呼求，尚未得到若何反应，它们正处于抗拒无力，求和未成，眼看要归于覆灭的危急关头，突然霹雳一声，爆发了西安事变！挽救了中共命运！改变了中国历史！

　　笔者附注：

　　上期芜文（第八七页）中有以下三点错误，特予订正。并向夏、于二先生致谢！

　　一、承夏美驯先生函示：抗战初期，军事委员会共设战干团四个，江南、江北各二。战干一团在武昌，战干二团在江西瑞金，战干三团在豫（河南）南潢川（此团旋并入战干一团），战干四团在西安。

　　二、承于翔麟先生电告：依据国民政府公报刊载，第一一○师参谋长是范庆兆（非裴焕彩）。

　　三、第一○九师师长是牛元峰，第一一○师师长是何立中，芜文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