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我想说几句不大中听，而为我们这里研究历史而留心史事者，不曾或不肯说出的话。
民国二十五（一九二六）年夏秋间，中枢代表陈立夫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业经秘密接触，达成协议。周恩来且曾“一登莫干”，晋见过蒋先生。那么中枢对中共的政策，业经有所改变，已为不争的事实。只是时机尚未成熟，故未正式公布。与此同时，张学良和周恩来，也曾在延安进行商议，获致协议。就两种协议的内容看，并没有什么差别，后者毋宁较前者更为其体而周延。本诸“大夫无私交”的春秋大义，张学良以负责剿共的方面大员，未经向上级请准与授权，竟然与敌方私自勾搭，其罪诚无可逭。但他此举之目的，乃是为了抗日救国，动机并不算错，其主张也与中枢无殊。而且他与中共取得协议之后，还曾向蒋先生提出报告，请求采纳，并无自是其是一意孤行的意念。在他口头建言和文电陈述，没有得到所望的结果，又连续遭受斥责，他虽然“沮丧绝望”，“自伤饮泣”，但仍想向蒋先生“从容陈情”，贯彻他的主张。迨蒋先生于十二月四日到达西安以后，他不断陈情，不断被斥，而且发生了几许意外的刺激事件。张学良当时年方三十五岁，血气方刚，愤激之余，铤而走险，乃闯下不可原宥的滔天巨祸。虽然如此，他在“忏悔录”中仍说：
“事变当时，所谓八项要求，并非宣传空语，所求只希望政府应允，所计画者，仍为蒋公领导。当事变之后，良曾招集西北剿匪总部全体人员训话，及在西京公园民众大会上之演讲，皆曾有纪录可考。当年在场者，今日在台湾想大有人在。除非其别有用心，当皆可能实证，良该当时公开之言论，尊崇蒋公仍为吾等之领袖也。”
张氏此言，如与他事变以后的诸种表现相印证，确非诳话。事变以后张学良的表现既然如此，那么在事变以前，蒋先生以最高领袖的尊崇地位，对于一个托以腹心，寄以股肱，视之如子弟，拥兵数十万的专阃大将，倘能假以词色，听其倾述，稍微透露一点中央政策将要改变，与其所见不谋而合，可能如其愿望的信息，从容开导，释其疑虑。甚至不妨说是采纳了他的意见，使他得到意外的满足。则以张学良对蒋先生的虔诚尊敬，定能接受教诲，袪除妄念，益矢忠贞，力图报称，一场巨变，将可消弭，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岂不大大的有福了。可惜蒋先生矜持其长官身份，竟不容张氏毕其词，尽其意，也不作适当的释示。无论晤对私室，集会公庭，动辄临之以威，痛加斥责。又复调兵遣将，另作部署，使张学良有不测之祸将要发生的错觉。张学良年轻气盛，性情躁急，终于不克抑制，趋于极端，这当然是他无可规避的罪责。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蒋先生那时别具深心，另有远图，自然就无话可说。否则，他对于君人之度和御将之道，似不无忽略或欠缺的地方。我这话说来难免有些冒昧，却也不失其值得做省鉴镜之处。愚妄之言，罪过大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