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事变形成的来龙去脉，我已在前面一再说过。兹再把重点指出，让读者明了主题。
这一事变的主角是张学良，帮凶是杨虎城。他们因为再三请求停止内战──剿共，一致抗日的愿望，未蒙掌理国家全局的最高领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先生予以采纳，乃铤而走险，采取所谓“兵谏”的手段，对蒋先生横施“刼持”，妄图迫使蒋先生接受他们的意见，放弃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领导全国军民，共同抵抗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当时他们说是“迎请”蒋先生到西安。当面陈商，实际上是派兵胁迫的。可是蒋先生持正不屈，临危不变，对于张学良的危言婉词，始终不予理睬。而全国朝野上下，包括中枢当局、封疆大吏、统兵要员，以及在社会上具有名望地位和影响力的各界人士，乃至全体国民，不管他们已往与蒋先生有无恩怨关系，此时都捐弃成见，敌忾同仇，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羣起声讨，大张打伐。尤其是中央政府决策明快，明令讨逆，调派大军，临之以威。又由有关各人，出面奔走，动之以情。张学良和杨虎城面对这种对他们不利的情势，终于幡然悔悟，恭送蒋先生出险回（南）京。遂使这场初为狂风迅雷，终于雨过天青的和平解决。
蒋先生困处西安期间，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等当时通电全国提出的所谓八项主张，固然严词拒绝。但经过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和宋子文兄妹居间疏通，中共的有力人物周恩来参与斡旋，事实上已有若干默许，却没有形诸文字的记载。观诸事变结束后，中国国民党举行第五届三中全会时，中共再度向其正式表态，全会又通过“根绝赤祸案”，实际上剿共战争，即告停止。卽此一端，可概其余。
现在就从事变发起的当天说起。
我们先看蒋先生在其所着“西安半月记”中，对于他当时所遭受的一段记述：
“十二月十二日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又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乃知东北军叛变。盖余此来仅携便衣卫士及卫兵二十人，而行辕大门外之司警戒者，卽张之卫队营也。少顷，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来报：‘叛兵已蜂涌入内，本已冲过第二桥内，被我等猛射抵御，死伤甚多；叛兵知我内卫线已有防备，刻已略退，请委员长从速离此。’竺、施等报告方毕，毛区队长裕礼亦派传令来报曰：‘叛军已冲入二门，但接后山哨兵所电话，称该处并无异状，亦未发现叛兵。’余问：‘毛区队长在何处？’答：‘区队长正在前院第二桥前假山旁率队抵抗，速请委员长先登后山。’余问：‘叛兵如何形状？’答曰：‘戴皮帽子，皆是东北军官兵。’此时余犹疑为一部之兵变，必系赤匪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画。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辕外墙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无叛兵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如余能超越山岭，待至天明，当无事矣。乃携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卒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岭陡绝，攀援摸索而上。约半小时，将达山巅，稍择平坦处席地小憩，命卫兵向前巅侦察。少顷，四周枪声大作，枪弹飞掠余周围而过，卫兵皆中弹死。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围之中，此决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计，决计仍回行辕，再作计划。乃只身疾行下行，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荆棘丛生，纔可容身。此时身体已觉疲乏不堪，起而复仆者再，只得就此暂息，以观其变。时天已渐明，由穴中向外瞭望，见骊山下已满布军队。旋闻山下行辕外机关枪与迫击炮声大作，约半小时许，知行辕卫兵尚在忠勇抵抗而不肯屈服，故叛兵用炮进攻也，计此时当已九时许矣，自此即不闻枪声。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二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其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卽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卽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前来，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憇，见门内对象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旣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遥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旣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卽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士兵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绐，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褫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盖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旣入城，唐君尧向余喟然叹曰：‘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以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曷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十时，抵新城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