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日凌晨蒋先生闻惊走避的情形，他的贴身侍卫蒋孝镇（蒋先生的侄子）有如下说：
“事变当时，枪声一响，委座就起床了，因为天光还没有亮，所以就吩咐竺侍卫官培基，布置防守阵地，构成火网守住入口。……枪声紧密中，委座就在黑暗中摸索到东侧围墙边，想越墙而走，那知华清池的围墙，也是土墙，大雨时，从骊山上冲刷下来的水流，非常激湍，常会冲坏墙基，所以墙外必须挖掘深沟，以泄山洪，而在墙内观之，则墙高三五尺耳。因此向墙外跳时，用力不足，不能前扑，反而后仰，向后仰跌时，臀部先着地，脊椎骨必将互相撞击，伤及脊椎骨，甚至碎裂，疼痛万分。故委座脊椎骨受伤后，即无法起立。……委座跳墙时，由竺侍卫官掩护，爬在墙头打枪，谁知道墙外沟会那么深，一跳下去，便向后摔倒了，背部受了伤，皮鞋也摔掉了，我扶他起来，没有走路，黑暗中又找不到皮鞋，只好把我的皮鞋脱下来，给委员长穿。因为他受伤，由我背着上山。山路崎岖，满地荆棘，以致手脚都为蒺藜所刺伤，且剌尖深入皮肉。……及至山腰，天正黎明，晨光微熹，疲惫不堪，且手脚并用，刺伤益多，后至一山垭处，小事休息，张之卫队数度经过山垭附近，均未注意，后来搜山队上山，始加查询，知为委员长后，即立正敬礼，恭请下山。……”
再说张学良派人“迎请”的情形。
张学良对于此番“兵谏”任务的执行，考虑的相当周到而郑重。他最初拟派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担任，因为白凤翔未曾贴近见过蒋先生，且对华清池内状况不大清楚，深恐慌乱中发生疏失，乃以白部奉派开往绥远抗日为借口，由张学良率同晋见蒋先生，表面上说是请训，实际上则是对蒋先生及行辕内部，作一眞切了解，俾能顺利“迎请”，免误大事。嗣后张学良几经审思，仍觉不妥。乃把他的亲信心腹唐君尧，远从甘肃平凉专机接来，畀以重任。
张学良于十二月十一日深夜，对所属将领作了最后交代，务须不发一枪一弹，和平达成迎请委员长的任务。指定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协助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同行督导，唐君尧率同骑兵第六师团长刘贵五、警卫团第二营营长孙铭九（事变以后孙升任警卫团团长），负责执行。唐君尧当与孙铭九商定，选带该营第七连全体官兵，于十二日凌晨五时，由西安出动。白凤翔因故临时未去，刘多荃和唐君尧同乘一辆小轿车先行，刘贵五、孙铭九率同其它官兵跟着出发。刘、唐二人于五时三十分左右，即抵临潼，因天色未明，部队也未开到，他们就先上临潼县城的南城门楼上，观察等待，稍后，载运部队的大卡车，陆续到达，在接近临潼时，就将车灯一律熄灭，直驶到华清池大门口的空地上停放，官兵们纷纷下车，径向行辕行进。
华清池行辕的警卫，其外围都是张学良的警卫团担任，行辕背后的骊山上，张也派了高射炮兵一连，负责警戒。行辕门口、内卫及蒋先生的住屋，则由随护的宪兵四十人（宪兵原为八十人，一半留驻在临潼车站的专车上）及侍卫二十余人，分成三层，严密卫护。当孙铭九所带的运兵卡车到达停放，官兵们纷纷下车的时候，行辕大门守卫的宪兵，已生警觉，立卽大声喝止，那些执行任务的官兵并未理会，一齐蜂涌而上，冲向华清池大门。此时唐君尧业已飞步下城，亲临指挥。就在这一瞬间，大门口守卫的宪兵，发觉情势不妙，立即开枪拒止，孙营官兵也开枪还击。在这一片混乱冲突之中，虽未酿成重大的流血事件，但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受了轻伤，秘书萧乃华丧命，双方官兵伤亡者也有数十人，侍从室警卫组长蒋孝先（蒋先生的侄子），稍后也在离开行辕前赴临潼车站的途中被乱兵枪杀。
行辕守卫的宪兵及卫士，虽然拼命抗拒，终因众寡悬殊，无法制敌，终被乱兵冲了进去，在唐君尧呼号之下，双方乃告停火。随侍蒋先生的秘书萧赞育、葛武棨、兪国华、汪日章、毛庆祥及一干侍卫官兵二、三十人，（按萧、葛二人是黄埔一期毕业，在大陆历任军、政要职，以后分别当选立法委员及国大代表，追随政府来台，兪系现任行政院院长，汪、毛二人来台后，也皆各有表现。）都被逼聚于大门口的门房里，举着双手，挤成一团。其中穿著整齐的只有几个人，其它或只穿卫生衣裤，没穿外衣，或只穿上衣或外套，没穿外裤，显然是从睡被中惊醒逃出或被拉出。西北冬寒，又在凌晨，没有穿好衣服的人，冻的发抖，缩住一堆，眞是狼狈不堪。
唐君尧进入华清池，走到东侧一条曲径时，昏暗中发觉钱大钧受了伤，当卽派人把他送往西安医治。随即赶入蒋先生的住屋，只见有人正在乱翻东西，屋内一片纷乱。却不见蒋先生的踪影，他一惊非同小可，立卽派人四出搜寻。同时收拾散乱的文件，最使他注意的是蒋先生的日记和一份对日抗战的计画。那个计画上写着：
抗日最高统帅蒋委员长
第一方面军蒋委员长（兼）
第二方面军张学良
第三方面军冯玉祥
第四方面军阎锡山
第五方面军何应钦
第六方面军李宗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