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十分钟，有人来谓张副司令请万军长，我起立穿大衣戴帽将行，妻坚要同往，我力阻不必，‘我有办法，你放心，’俊如（卫立煌）、铭三（蒋鼎文）、一民均力劝止。有两军官持手枪挟余上汽车驰往新城，下车时遇何柱国及王以哲，昨天我们是好朋友，谈笑风生，此刻他二人看了我一眼俯首而去，我被押到杨虎城的卫队室，进门看到卢道生（本棠，我的副师长），秃头着无钮扣军服，相视默然，数分钟后有人来谓：张副司令请万军长，行至杨虎城的小会客厅，尚未就座，张进门拱手说：‘对不起，对不起。’坐后张说：‘武樵不必怕，对你无恶意，对任何人都无恶意，只对委员长不起，使他受微伤。’我说：‘委员长在那里，伤在那里，重不重？我想去看看。’他说：‘伤不重，他的火气很大，我还不敢见他，你何必要见呢！’‘我想稍缓另选一地请他休养。’我说：‘委员长关系太大，请副司令注意他的安全。’他说：‘绝对安全，只是政治主张不同……’他又说：‘我们提出八大主张，’念了一遍说：‘只要委员长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亲送委员长回南京，一切是非听国人公论。’我说：‘我是军人，副司令所说的八大主张都属政治问题，我不敢置词。……副司令这次举动，是中国历史的大变，我希望副司令为国家为民族与个人的历史着想。’他说：‘兵谏的事，在外国很平常，只要委员长听我一点点要求，我一定亲送委员长晋京。’他说：‘你的军有那几个师？’我说：‘我只知道归我指挥的有四个师，详细情形还不知道，我直属的第十三师，奉命到咸阳集中，前天开始运输，是否完全到达，尚不知道。……’我又说：‘副司令此举是非如何我不敢说，我知全国军队除一小部份外，都对委员长爱戴与忠诚服从的，十三师是其中之一，如果处理不善，恐怕不只一百个师与副司令为难。’我想张对我特别注意，就因为十三师进驻咸阳，对他的威胁最大。我又说：‘我更希望副司令不要造成西班牙第二。’他说：‘我不惟对十三师不用兵，卽对任何部队都不会用兵的，我只要求领袖以抗日，政治悉听从国人主张，如不能贯彻，愿作西乡隆盛。’他说：‘委员长听从我们的意见，仍拥戴为最高领袖。’又说‘十三师调兴平如何。’我说：‘我此时无意见，但想委员长旣受伤，请副司令让我去看看。’他摇手坚决的拒绝说：‘不可以，以后再说。’我说：‘委员长的安全关系国家民族，请副司令注意。’说话到此为止，他起身似送客，我也起身告辞，他送我出客厅，告诉一军官说：‘好好照拂万军长’……此时飞机多架在上空盘旋低飞，声音甚大。对面房间颇有人往来，邵力子、何柱国、王以哲、张汉卿先后到对面那间去……。旋张学良到我室来立谈，他说：‘委员长火气大得很，谁也不敢同他讲话，他现已到了新城大楼，我请邵力子前去劝慰。’张去后，王以哲、何柱国来，我们坐在坑上谈话，何沉默不发一言，王大发牢骚，口出怨言……，我说：‘……这些实际情形，都可证明委员长无时无刻不是作抗日打算，且委员长为国家最高统帅，一言一动大局所关，抗日虽势在必行，但岂能随便告知大众，泄漏最高机密吗？’他听了我这段话，似乎有点感动，心气非常和平，又谈部队情形，与张所问相同。他们最感威胁就是十三师进驻咸阳……。张学良又来了，安慰我说：‘武樵，这次事只要求委员长，对任何人无恶意，对你更无恶意，你放心好了。’……王以哲、何柱国复来，谓张副司令允许派人去咸阳……。王辞去，何陪坐，默默然相视。缪征流来安慰我，王持杨虎城亲笔条子，‘卢副师长准予回防，沿途放行。’单条纸一张，盖杨的私章，连同八大主张宣言一纸交道生，王以车子送道生……。道生去后，他们要为我安置住处，我说：‘请仍送我回招待所。’三人商量结果，仍派人押返招待所。

　　“我由新城押回西京招待所，下车进到大餐厅，正遇上点名，首喊陈诚，次为朱绍良，两人都起身将走，众人都站起来，我大声报告：‘委员长无恙，现在新城大楼，慕尹受伤，但不重……。’点毕仍押往楼上二一一室卧房，已午后三时许矣。原存室内衣物荡然无余……。黄昏前张学良来，见我夫妇拱手说：‘万夫人，对不起对不起。’余妻答曰：‘身为囚犯，还有什么对不起。’张无言，余妻又说：‘我一妇女，从不参加政治，为什么亦受囚禁。’张连说对不起而去。

　　“六时许送饭来，每人白饭一碗菜一盘，妻粒米未进，我勉吃半碗，入夜那能睡眠，原有暖气设备未烧，天旣冷每人仅一床毛毡，夜半闻对门蒋雨岩先生呻吟不止，疑有病，余妻力排卫兵阻止前往看视，蒋先生腹痛发烧大汗，原来昨已有病，药尚未被抢，余妻拿药持水为之服药，一夜三次，照料至天明始较好。

　　“这一夜只听卫兵行走声，交班声，房门不准关，余妻强要关，只留一隙，每交班必开门点数曰：‘两个’，或数分钟探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