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山西和陕西只有黄河一线之隔，地属近邻，闽锡山的动向，对张、杨可发生直接而立即的影响。
其二、山西紧邻陕（西）北共区，中共曾于本（民二五、一九三六）年春间，渡（黄）河东犯，虽被击退，隐患犹存。山西又为中共统战活动比较积极的地区，与陕西具有相等的地位。而自本年秋、冬以来，日、伪军侵犯察（哈尔）、绥（远）两省甚急，山西与这两省唇齿相依，备受威胁。阎锡山受此双重压力，为求自保，便想纾共祸而御外侮。于是“山西各界联合抗日救国会”和“牺牲救国同盟会”两个团体，便以组织“统一战线”相号召。
其三、阎锡山与张学良父子有两代交情，虽然在北伐及中原大战期间，双方曾兵戎相见，但张学良于中原大战后的善后处理，对山西颇多关照，以后和睦相处，关系密切。在西安事变以前，张学良曾派李金洲、戢翼翘，先后前往太原，向阎锡山征询将对蒋先生建议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见，阎曾表示赞同张的主张。并于洛阳祝寿时，二人相偕向将先生有所进言。
因此，张学良于发动西安事变后，曾连电阎氏，希望能得到他的有利反应。可是老谋深算的阎锡山，认为张、杨此举，危及国本，殊难赞同。他于十二月十三日致电南京中央当局，表示“西安变起非常，我辈自当协力共维大局。”继于十四日电复张、杨说：（他同时把此电转陈中央当局。）
“西安张汉卿、杨虎城兄：两兄靖机电及汉兄元未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记曾劝汉兄云：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论，结果与国不利，当徐图商洽，不洽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等，动无限之悲痛，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弟阎锡山。寒（十四）午机印。”
张、杨对于阎锡山此一表示，自然大失所望，极表不满。乃于十五日再电阎氏作如下的答复：（阎也把此电转陈中央当局。）
“太原阎主任百川先生：寒午机电敬悉。公所以为良等计者，至周且挚！感佩至不可言喻。谨对我公之四问题，分述鄙见：第一、良等此举，系对事决非对人，对人则善后似不易，对事则善后亦非难。如介公实行积极抗日，则良等自仍竭诚拥护，即罪及良等，亦所甘受。介公如始终不积极抗日，而外力所迫，民意所趋，全国亦必发动抗日，则对介公个人，仍当极力爱护，不成问题。第二、增加及减少抗战力量，良等之愚，以为须从根本上着想，实有力量而不用，或用而不能发挥最大效能，均不能谓之增加。如使军队与民众真正觉悟，从内心上发出与敌势不两立之抗战精神，则力之增加，实不可以限量。良等此举，意在促成全国真正觉悟，全体动员。盖对日作战，必须军民并用，仅恃徒知服从之军队，决不足以济事也。第三、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且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中央如不自造内乱，尚有对外作战之心，表示中央积极出师抗日，则良等谨必立时践言，担负最前线之任务。第四、是否演成国内残杀，须视大众之觉悟如何，如大众;澈底觉悟，则必共趋对外，而残杀可免，否则即无国内残杀，亦岂有不亡国之理。据良等观察，我国军民觉悟，已达相当程度，如政府拂乎民意，压迫群情，必难存在。总之，国家存亡，已到最后关头，一方面须求澈底，若狃于没有准备，或一时妥协之见，必至立国精神与实力，两俱沦丧，万劫不复，故欲死里求生，似不得不采用较异寻常之办法。我公老成硕望，当此千钧一发，又知良等最深，良等激于爱国热忱，行动或涉卤莽，然此心无他，可质天日，还恳赐以更进一步之指教。现派李金洲晋谒，不尽之意，统嘱面陈，并乞赐予教诲为祷。张学良、杨虎城叩。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