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旋派其秘书李金洲，于十二月十七日，飞赴太原，与阎商谈。临行时张对李说：“你告诉他，现在我已做了，看他怎么办？此事他不要想摆脱干净，必要时我将调华北部队会师太原。”李金洲到太原与阎锡山晤谈的情形，他在所着“西安事变亲历记”中说：“……晋见阎主任，阎氏表示自事变发生，日夜不安，急盼西安来人，得知真相，请速将经过见告。作者当将事变经过源源本本详为陈述，并将副司令意见转达。……委座绝对安全。……阎表示决本爱护国家，爱护领袖，爱护副司令，爱护东北军四大原则，派赵戴文、徐永昌两先生，于次晨偕作者飞往西安。……与张、杨商谈解决当前危机。但须保证到陕后，能与委座单独谈话。……次日又因南京已派莫德惠、黄绍竑两人由京飞太原，阎欲俟莫、黄到后，先了解南京方面意见，再行出发。……作者回到西安，晋见副座，正与端纳顾问早餐。……面谕：‘我决不让老阎作这一票买卖。’”在这次事变中，张对阎原存有厚望，阎对张也有其用心，演变到此，即告中止。

　　南京方面，孔祥熙认为张学良自发动西安事变，既无一日不与中央及他本人通电信，给他的电，辞旨亦最恳切，足征谈判之门，始终未闭。但张学良既已发难，令其径送蒋先生回南京或有困难，故拟劝张先送蒋先生到太原，而以斡旋之任托阎锡山，并于电托阎锡山时，愿以身家保证张学良的安全。孔氏一再电阎表达此意，且派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前赴太原，与阎当面商洽。兹录其两电如次：

　　一、“太原阎主任百公勋鉴：一密。元秘电谅承尊察。西安之事，全国上下，同深愤慨。汉卿真意，现虽难确知，然责难既多，势必形成骑虎，欲罢不能，日久将成僵局。介公一日不出，人心一日不安，国家前途，所关甚钜。我公年德既尊，众流仰望，汉卿对公向亦推诚。弟意请公即电汉卿，促其反省，即日陪同介公南来，一切弟当保其安全。倘渠因南来或恐不为各方所谅，则请公电劝其暂移晋省，并保证其绝对安全。即希迅速密加运用，或派妥员即往尤佳。如尊意应与弟联电汉卿，即请领衔发致如何？仍盼先复。弟孔祥熙叩。寒秘印。”

　　二、“急，太原阎主任百公勋鉴：一密。寒电计达。汉卿劫持介公，迄无悔悟表示，中央同人，愤恨万端。顷弟电请我公转达汉卿，亲送介公至并，与中央同人面商一切，固所以平国人之公愤，亦所以为汉卿留地步。若汉卿仍旧执迷不悟，则中央同人，为国家民族计，为国际地位计，断难容其抱一人之质，贻全民之祸，势必取断然之处置，兴讨伐之义师。当此外患严重之际，不特徒损国家民族之元气，亦恐招离析分崩之惨祸。瞻念前途，不寒而栗！是汉卿以救亡者反以速亡，以抗敌倡者转以资敌。其平日称复父仇雪国耻，将谓之何？此时中央同仁，愤恨深矣极矣，若汉卿能及早觉悟，则大祸当可挽回，长久劫持，自贻伊戚，亦只有弃私情而取公义，祸机相迫，间不容发。务祈吾公切电汉卿，促其亲送介公赴并，弟即邀中央负责同人前往晤商，则一切问题，有我公居间保证，当不难迎刃而解。临电急切，无任盼祷。弟孔祥熙叩。咸秘二印。”

　　阎锡山受了孔祥熙的连番电托，及其与张学良的往复电商，便想在此中有所作为。可是以后由于各种情势的演变，张学良决定亲送蒋先生回南京，自不须阎锡山从中插手，所谓“我决不让老阎作这一票买卖”者此也。阎锡山没有作成“这一票买卖”，大概心中不无遗憾。所以当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先生离陕（西安）飞（南）京，到达洛阳时，阎的驻（南）京代表赵丕廉，当天由南京以急电向阎报告，阎阅电尚疑信参半，习惯性的把双手插在腰后裤口，在中和斋（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厅，又名南办公厅，另有北办公厅。）宽敞的地上独自踱来踱去。次（二十六）日蒋先生飞抵南京，赵丕廉亲赴机场迎接，又立即以急电报告阎，阎阅毕随即坐在中和斋的皮沙发上，微微点头，好久没有说话。当兹举国为蒋先生的安全脱险而欢腾之际，阎锡山有此表情，不知是过份喜悦？或者微感意外？或者另有感触？抑或因在此惊涛骇浪之中，失去他扭转乾坤的好机会而心怀戚戚？则非外人所能知了。

　　主持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军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各拥重兵，屏障华北，他们当时的处境及动态，均关重要，而为各方所关切。宋氏于民国十九（一九三○）年中原大战失败后，接受张学良改编，颇得张的照顾，后且由张推荐出任察哈尔省主席，逐渐坐上华北第一把交椅。他数年来面对日本军阀的欺凌压迫，感受最切，痛愤至深。张学良此番发动西安事变，以团结抗日为号召，对宋寄予厚望，深盼得其助力。故于十二日即电宋哲元，大旨是：

　　“日本自九一八夺取我东北三省，进而侵占热河，窥伺华北，长此以往，非将我整个国家蚕食鲸吞不止。我们必须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方足以救亡图存。学良迭将此意面呈蒋公，未蒙采纳。不得已将蒋公抑留西安，促其觉悟。对于解决时局，弟有八项主张，另电奉达。希兄接电后亲来西安，或派全权代表前来，共商国是。盼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