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此期间弥足珍视的，则是文化、教育、新闻、舆论各方面，所发表的鸿文谠论，十足表示了智识份子热爱国家，维护统一，关怀领袖的真诚，充分显现出大义凛然，不稍假借的浩然正气。其给西安方面的精神惩罚，诚如上海申报所说：“实甚于剧烈之轰炸。”我们举例言之：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三百四十七人，致电张学良：请：“迅将蒋委员长护送出险，其余所有主张，悉听舆情取舍。”上海各大学校长翁之龙等二十二人致电切责张学良，劝其“迅即恢复蒋公自由。……事关重大，稍纵即逝，倘一意孤行，是自绝于国人。”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陆志韦、李麟玉等警劝张学良的电文，措词最为恳切：

　　“陕中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亦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以上所说，大抵是对张、杨规劝切戒，促其悔罪。但是负士林重望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和傅斯年的说法则大不相同了。他们以个人名义，发表长文，支持政府下令讨伐，主张迅速用兵戡乱，营救蒋先生。傅斯年的态度最为激切，他于十二月十六、二十一两日，连续发表“论张贼叛变”及“讨贼中之大路”两篇文章，在前一文中他认为：“蒋公在此时中国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这都是肯用理智的人所共晓的。除非汉奸、共党和不明大体的少数人，没有希望在此时失其为国家服务之机会的。所以营救蒋公是当前第一务。”因此他主张“火速以军事解决。”“我以为最有效的法子是坚定政府的立场，神速的用兵把西安团团围住，然后方可对张贼说，然后说话方可生效。”在后一文中他说：“现在举国上下应该只有一种意志，就是‘打！打！打！’又应该只有一个盼望，就是‘胜！胜！胜！’对张贼只有一道命令，就是‘降！降！降！’此外没有任何话给贼说。”“中央越坚强讨伐，蒋先生越安全，请看明朝土木变后的国策如何。立脚点越松，蒋先生越危险，请读北宋末靖康时代的痛史！”“日前的军事消息，我们固然急切的期望华山下的大捷，尤其盼望的是西安之西北方面能尽早合围。看这几天，张贼调兵之形势，不是准备西窜，而是准备东冲。这真是他要送死了。他这样的胡涂，固然助我们速胜，尤足证明他并无在沙漠中作共产党之心愿！但是我们终不可不有所防备！所以还是先把陕西之西北方面布置好了，使他不能有任何一股西窜，要紧。否则虽然不能坏我们的大事，却也有增加我们追剿劳苦的可能。至于东路形势，照地形论，只要大战在潼关以西，不必管他在西安城下或在华阴道上了。”

　　傅斯年的主要论点和主张，概如上述，原文甚长，不及具录。当时蒋先生身系国家安危，一朝蒙难，绝大多数的国人，无不深致关切，殷望脱险，傅氏所言，可说是大众一致的呼声，但像他那样激切的，在当时智识份子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盖因事变发生的过于突兀，其形成的因素，除了几位最高当事者外，包括政府要员在内的一般人，均被蒙在鼓里。事变发生后的实际状况，局外人也不知其底蕴。所以发为言论，采取措施，各凭所见，尽情发抒，难免反应过当。现在事隔五十年，我们所能接触到的资料，那时的人大概一无所知。如果我以事后之明妄加测断，傅斯年其时倘能知道一些实情，恐怕就不会做出那种过火而无裨实际的表示。这并非曲意责备贤者，而是觉得智识份子立言报国，应该洞察事理，把握分寸，放言高论及曲学阿世，皆非所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