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南京何部长敬之兄、孔部长庸之兄、顾主任墨三兄勋鉴：庸之兄电、墨三兄函电均悉。迫密。顷遵嘱致汉卿一电，文曰：介公被留，迄今尚无适当解决办法，势将酿成内战，自招分裂。使同仇抗敌之军，化为戮力致死之敌。亲痛仇快，国亡无日，良用痛心！推原兄之初意，无非欲促成抗敌救国之伟业，以求我国民族之生存。今以羁留介公之故，将使救国初心，得亡国之恶果，宁不可痛可惜！现值千钧一发之时，尚可作亡羊补牢之计。敢贡鄙忱，务望采纳：（一）内战必致亡国，无待赘言，必须避免军事接触，速求政治解决，庶能保全国脉于万一。弟对中央诸公及各省军政同人，亦贡此辞。（二）羁留介公，无论出于任何爱国举动，对于国际国内之印象过劣，即对于国家前途之危险太大。介公久留西安，更足促成内战，加速覆亡，务请立即恢复介公自由。（三）国家民族安危，在吾兄一念之转移。吾人为国，一切均可牺牲，更无固执成见之理，如兄在政治上有所主张，弟当居间进言，以求解决，如认为尚有商榷者，尊处派员来蓉，或弟派员到陕均可。国家存亡，系于呼吸。所陈各端，亟宜速决，免误国事。掬诚奉达，竚候电覆等语。特达。以后应如何进行，盼随时电示。弟刘湘叩。皓。”

　　话虽如此，刘湘却没有再作具体的表示，以故西安方面，曾扬言内战如果爆发，四川将站在西安一边。

　　我们再看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中一段记载，以为左证。他说：

　　“其它各方实力派，素与中央不洽者，虽通电拥护中央，类皆官样文章，另有私电与西安联络，或表同情，或愿为后盾。如山东之韩复榘，即有电表示服从副司令愿效前驱。最激烈者为四川之刘湘，竟主张对委座断然处置。此类电报对张副司令并未发生影响，反令其省悟此举，为亲者所痛，而仇者所快，顿萌悔过之念。据派往四川之代表宋醒痴谈，渠到达成都后，刘湘表示极为兴奋，表示川陕唇齿相依，愿作后盾。廿五夜设宴为宋氏洗尘，甫就座，而成都各报已刊发号外，报导张副司令已送委座离陕安抵洛阳。刘氏闻报大怒，当宋氏之面，拍案大骂张副司令不止。弄得宋狼狈不堪，不欢而散，次日晨即不辞而别，恐被刘氏扣留也。”

　　李金洲是张学良的秘书，掌理机要，其言当属可信。所云“其它各方实力派，……另有私电与西安联络，……”则作此表态者，似不止韩复榘和刘湘两人。盖自北伐兴师以来，国内多故，变乱无常，敌友屡易。其对革命曾经致力之杂牌，既无奥援，輙遭排挤，脚踏两条船，以图自保者，比比皆是，见怪不怪，无足论也。但当西安事变，领袖遭囚，攸关国运隆替的重要关头，仍有人心存反侧，两面取巧，则绝不可宽谅了。又关于李金洲所述刘湘事，刘航琛曾于多年前在台撰文否认，为刘湘大辨其诬。究竟谁说的对，我们找不到第三者的客观论证及有力资料，只好存疑。二十六（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全面对日抗战。刘湘请缨杀敌，奉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率领川军十二个师，编为两个集团军，出（四）川作战，表现良好。二十七（一九三八）年一月，因病辞职，卒于汉口，当时对其死因，曾有不经的谣传，引起川籍有力人士的强烈反应。政府旋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明令褒扬，并派大员隆重治丧，举行国葬于成都。就此而言，其晚节堪称不亏，且受到难得的殊荣了。

　　如上所述各方或显或隐的各种表态，可知当时情势的微妙和复杂。若果不是张学良接受蒋先生的感召和宋氏兄妹的疎解，勇于悔罪，果于行事，尽快把蒋先生恭送出险，则旷日持久，夜长梦多，难保不横生枝节，难于收拾。纵然中央大军压境，得操胜算，其后果恐怕就很严重而难逆料了。张学良卤莽灭裂，铸成大祸，幸能排除异见，幡然改图。他这种敢作敢当能放能收的英雄本色，究非一般人所能及，毋宁值得激赏。

　　此外全国广大地区的军、政首长、社会各界，皆纷纷发表通电，拥护中央，支持政策，对张、杨或严词规劝，或申罪致讨，洋洋洒洒，不下数百通之多，把民国初年内争时的“电报打”，发挥的淋漓尽致。此一现象，到了西安事变结束，全国更形统一，蒋先生的领袖地位更加巩固以后，始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