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的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毫无可疑。一个政府有戡平叛乱的当然责任，也毫无可疑。政府得到西安叛变的确报之夜（十二夜），立刻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议决行政院由孔副院长负责，军事委员会由冯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指挥调动军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并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张学良免职严办的国府命令是十二夜下的，到十六日国府才下讨伐张学良的命令。政府的讨伐令所以迟到四天之后才下，大概是因为蒋院长等被困在西安，政府不能不存‘投鼠忌器’，的疑虑。现在讨伐令已毅然发表了，我们当然赞成政府的处置。十二夜政府的决议是健全政府本身在非常时期的组织；十六日的讨伐令是全国的要求，我们都认为很正当，很得体的处置。我们现在只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戡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这不是不顾蒋、陈诸先生的安全。我们要澈底明白，凡奸人劫质绑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有坚持不受要挟不赎票的决心，方才可以使他们所挟持劫质的全归无用。一切迟疑顾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
“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说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西安叛变的突然发生，使全国爱护国家的人们格外感觉到这个领袖的重要。在这几天之中，我见着了至少两三百个来客，有的是白发学者，有的是青年学生，有些是平日爱护蒋先生的，有些是时常批评他的，──但在这个时候，这些人都是异口同声的关切蒋先生的安全，都是愁苦焦急的到处探听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见的异同都丢在脑后了，大家只感觉这一个有能力有办法的领袖是一身系国家的安危的，我看见一个北大一年级的学生在十三的早晨真是焦急的要发疯；我知道两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真急的大哭。这种现象，在这个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里，真是最难得的奇迹。这样爱护的热心，不是宣传的力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权招致的，是最近两三年坚忍苦干的事实逐渐得国人明了认识的自然效果。在他患难之中，全国人对他表示的敬爱与关怀，那才是最真诚的表示，是利禄与威权买不来的好意。
“我们在此刻所能确信的消息是端纳（Donald）先生曾飞到西安，亲见蒋先生平安无恙。我们祝他平安出险，我们深信他平安出险是毫无疑问的。
“最后，我们要谈谈最近一年来共产党高唱的所谓‘联合战线’。西安的叛变最明白的告示我们，这个联合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此番的事变至少证明了这几点：第一、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他们近来高唱的民族主义战线，只是他们在武装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第二、他们谈的抗日作战，只是一种无耻的欺骗，因为决没有真正抗日的人们，愿意劫持危害那主持国防建设，并且正开始抗敌战争的最高领袖的。打倒蒋介石而拥护张学良，这是抗日作战的方策吗？第三、他们的行为没有苏联的同情，也决不能得着苏联的援助，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论早已明白表示的。如果苏俄愿意在远东得着一个有力的帮手，她决不会拋弃了整个中国民族的同情和统一的力量，而恋爱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和腐败无战斗力的张学良部队。──这三点都是最近西安事变昭告我们的铁的事实。从今以后，我们应该更觉悟了，欺骗的口号应该再哄不动有常识的人们了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