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中更值得重视而影响至大的，当推执全国舆论牛耳的上海大公报（按该报同时在上海、天津两处发行），由其总主笔张季鸾执笔，连续发表两篇社评，以及由他个人具名的一封公开信，持论严正而不激切，主张正确而中肯棨，故为朝野各方所重视。其十二月十四日第一篇社评──“西安事变之解决”，提出三项主张：（一）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二）希望陜变主动者迅速悔祸，免陕省之糜烂。（三）切勿化中国为西班牙。（按西班牙那时内战剧烈。）十五日“再论西安事变”，吁请绥远抗敌将士、（按那时日、伪军进攻绥远，国军英勇抵抗，曾有百灵庙的大捷。）青年学生，认清危机，竭力劝西安悔祸。同时吁请在京陜人，向中央请愿，非至最后无他路可循时，勿启战争。十八日“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说的尤为沉痛，它告诉西安事变的“主动及附合”的人们：“你们完全错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要知道，全国公论不容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举动，充其量，要断送祖国的运命，而你们没有一点出路。最要紧的，你们要信仰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吧！你们大家应当互相拥抱，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华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察，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的拥护祖国！”由于这篇公开信说的太沉痛了，太透澈了，也太感人了。身在前线的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就把它复印了十万份，派飞机空投西安及其附近各地，展开心战，给予张、杨个人及其部众以至大的心理震撼，大大有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因为当时通信受阻，前面所说的各种文电言论，仅能在政府的辖区内流传，而不为张、杨控制的地区所周知。只有这封公开信，由政府专机广为投送，才能引起张、杨及其部众的了解与注意，因而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影响。难怪现任立法委员时为大公报记者的陈纪滢，曾在“报人张季鸾”一文中说：“后来我遇见当时参加西安事变的几位东北军事首领，他们说：‘一看见大公报的公开信，才知道这件事砸锅了。同时见大公报不支持这种行动，颇感失败的命运在眼前。所以即使张学良仍蛮干下去，我们也要掉转枪靶子。’……”其影响的重大由此可见。司马桑敦（按即王光逖）在所着“张学良评传”中说：“这可说是一篇文章解决重大事变的一个最好模板。”诚乃的论。
这三篇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章，值得全文照抄，以飨读者。
“西安事变之善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上海大公报
“十二日西安发生重大事变，而电讯不通，莫知详况，各界惊忧，达于极点。兹抒所怀，幸全国爱国人士留意焉。
“（一）解决时局，避免分崩，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陜事主动者，倘拒绝此议，使政府领袖不能行使职务，甚或加以不测之危害，是则须负甘心祸国之完全责任。不论其所持理由如何，凡中国良知纯洁之国民，应一致反对之。中国自民十五以来，十载崎岖，备经艰困，在内忧外患严重交迫之中，国家之政治军事，日渐统一，得有今日之规模，而蒋委员长精勤负责，为之领袖。其立场为奉行三民主义，以纯粹中国人之精神，拥护中国利益，而卫其生存。近年以来，尤其尽劳尽瘁，苦心经营。中国如航险海之船，彼则执舵者。虽风雨晦暝，前途莫测，而彼始终镇定坚持，为国家而奋斗。其意志之坚强，精神之热烈，与夫谋国之细心，统军之能力，实中国近代杰出之领袖人才，当为多数国民所同认。夫国家必须统一，统一必须领袖，而中国今日统一之底定，及领袖之养成，岂易事哉？十年来，国家以无量牺牲，无量代价，仅换得此局面，倘再逆退，将至自亡。艰难困苦之中国，今纔见彼岸，而又受逆风之打击，主其事者，抚躬深省，果为何来乎？故吾人以为公私各方，应迅速努力于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倘其有济，则劝政府必须宽大处理，一概不咎，国家问题，从长计议。若此种努力，竟不能奏效，则望我全国国民认定陜事主动者为破坏国家之严重事件，苟不欲蹈西班牙惨淡之覆辙自残而亡，则当一致拥护政府以善处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