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就看中共方面当时的表演。
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中央尚设于保安，事变当晚，保安共党一级机关始获得消息，当时中共干部欢喜若狂，中共中央亦漏夜讨论此一问题。由于张学良决定派机迎接中共代表到西安，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即动员红军大学学员和各机关干部，在红大前面的平地上修筑飞机场，备供飞机降落。十四日，机场草草修成，但因山谷太窄，飞机无法降落，专机在保安上空盘旋后又飞返西安，中共中央所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于十五日骑马离开保安，十七日由延安搭机到达西安。
西安事变第二（十三）日下午四时，中共中央在红大附近小溪旁的草坪上，召开了三百余人的活动份子会议，其中包括各一级机关的干部。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会议上作了有关西安事变的报告，报告时，毛泽东得意忘形地近乎疯狂，他的讲话类似狂呼与叫骂，他除说明事变经过外，并诬指蒋委员长向日寇屈辱投降，专事剿共为西安事变爆发的基因，强调西安事变是中共抗日统战策略成功的重大表现。同时着重指出：蒋委员长自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以来，所欠共产党人的血债如山，现在是清偿血债的时候了。接着他大声疾呼：必须把蒋委员长解至保安交全国人民公审，给予应得的制裁，以偿还十年的血债。此外，他警惕到会人员说：西安事变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一定不会罢休，必将调兵遣将进攻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因此，我们在军事上必须即刻动员，开赴西安，准备与友军并肩作战，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毛泽东报告时，共党干部不断欢呼叫喊，似乎公审大会就要举行，十年的深仇大恨就要得到报复了。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对西安事变所持的态度与立场。
可是，第三天（十四日）深夜，莫斯科共产国际的电令到了，电文中批评中共对西安事变所持的报复主义与内战方针的错误，指斥这一方针正符合日本军阀和中国亲日派的愿望，对中共与苏联都是不利的，且违背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要求中共中央即刻改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据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涂振农说，中共中央各负责人，对于共产国际指示电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以张闻天、秦邦宪为首的国际派，力主完全接受国际的指示，即刻改变方针，发表和平通电，派出和谈代表。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派，则认为南京政府在军事上已积极部署，准备进攻张、杨，和平解决恐不可能，必须采取两套办法，一面执行国际指示，一面在军事上积极行动支持张、杨。因此，除原定派赴西安之代表团以国际指示为依据，执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方针外，并在军事上把红军主力即刻开赴三原、咸阳、西安一线，配合张、杨部队向潼关进发，另派红十五军团经咸阳东出商县，作翼侧防御。
关于中共领导阶层上述酝酿以及以后演变的内幕过程，当时中共另一头子张国焘，在所着“我的回忆”一书中，曾有详尽而动人的记述。张系早年发动中共组党的要角之一，迭任中共颁导阶层的要职，并曾担任中共驻莫斯科第三国际的代表，与毛泽东曾有几度分合。民国二十七（一九三八）年四月，中枢指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到陕西中部县遥祭黄帝陵，张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祭奠完毕后，搭乘蒋的便车前赴西安，转飞汉口，发表“敬告国人书”，声明脱离共产党，并对毛泽东多所斥责。以后即在汉口、重庆、台北、香港等地，从事反共及“第三势力运动”，五十七（一九六八）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六十八（一九七九）年故世。他所记有关西安事变前后中共的动态，经与有关资料多方印证，除细节偶有讹误外，大多信实可靠，颇有一读的价值，爰为摘引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