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作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一直在那里狂笑的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我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的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样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于是我们一面继续谈论，准备周恩来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拟致斯莫科的电报。
“我们商讨的结果，决定下列各点：一、致电张学良表示赞许，并保证今后行动，惟马首是瞻；二、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为代表经延安飞赴西安；三、电彭德怀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挺进，沿途与友军密切联络；四、电在西安的联络人员，除对抗日宣言表示某些具体意见以外，一切俟周恩来等到后再议；五、周恩来等在西安亦应俟莫斯科回电后再作具体表示。于是，周恩来等即赶往延安去了。
“我们致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除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请共产国际从速指示。
“西安事变，使我们一时为之扬眉吐气，似乎一切都可而迎刃解。我们希望张学良电令马步芳不可破坏抗日大局，应即对西路军停止作战，这件事张学良做了，但马步芳并不接受这个命令。我们正为陕北的红军粮食缺乏担忧，如今部队南移，粮食和其它补给便都不成问题。而且国民党方面的剿共阵线，已告破坏，我们正可乘机进取。
“西安的电报如雪片飞来，多数是报告拘留蒋氏等人的经过，以及南京方面的反应，及各项军事情况。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电报是张杨等十九人在十二月十二日所发表的通电。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的来电对如何处理蒋的问题，颇表踌躇；对南京的军事压力，也颇有顾虑。毛泽东聚精会神在那里草拟覆电，不是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他的电文内说到严密看守蒋时有这么一段：‘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说到惩办蒋时又有这么一段：‘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就为了这种主张上的不同，毛泽东与张闻天曾发生了争执。张闻天似是批评毛泽东对张学良的覆电，措词不够坚强，正当他们争论的时候，我闯进了毛泽东的窑洞，毛正在怒骂张闻天，说张闻天过去在江西反对他的游击主张，现在又以书生之见反对他对张学良所持的态度，张闻天面红耳赤的默然走了。
“毛泽东即向我解释他那些电文措词的用意。他表示他与张闻天的想法并无根本的不同，却在措词的技巧上发生了歧见。他说明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的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
“这时朱德也来了，他打断了毛的说话，大声说道，爽爽快快的同张学良说，杀了蒋再讲其它。他说明的大意是，现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当机立断，用不着等候莫斯科指示，来一个先斩后奏。毛听了朱德的话，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毛泽东又带点教训的口吻向朱德说：不要想得太简单和死板，你如何能断定张学良一定会听我们的话，对我们一点疑忌都没有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