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听了周恩来这些话，并未发生反感，反而向周说，这件事不能让外间知道，也暂不向杨虎城提及。他们两人先研讨具体办法，一俟稍有把握，再对外发表。于是他们商定如何优待蒋的办法，以及如何向蒋进言等。
“这些经过情形周曾详电保安，并表示欣慰，认为和平解决有希望。我们接到周的电报，也为之高兴。乃决定坚决推动张、杨走和平解决的道路。我们大家虽已这样决定了，但心中的疑团仍是存在。张闻天曾向我指出：‘这是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牺牲中共的局部利益。’他说明苏联大概是受了外交上的压力，不得不置身事外，可是将来蒋介石释放出去了，那我们可要吃大苦头。
“十五日在林伯渠办公的窑洞里，我们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莫斯科的指示。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都发言支持和平解决，我的发言自然也是支持和平解决，但说到和平解决的前途时，也同样表示末敢乐观：即是蒋在西安时可能答应我方的要求，但一回到南京，也可能借故翻脸，因此，我们须更加努力，团结内部，充实实力，准备应付未来可能的坏演变。就因为我说了这些话，后来被我的反对者断章取义、抹杀我号召中共内部团结的本意，诬指我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特别缺乏信心，甚至说我反对和平解决。这不能不算是‘欲加之罪’了。
“当时的局势相当微妙。最初是一片战争气氛，接着调和论调逐渐抬头。南京一时群龙无首，一般人估计蒋无生还之望，因而主张讨伐西安，当然其中也不无幸灾乐祸的企望者。西安张、杨部的将领，也觉得既用非常手段扣留了蒋，那里还能有妥协的余地；这种骑上虎背的情势，使他们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想法。
“但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始终对蒋没有采取完全决裂的态度。临潼华清池的枪声是过去了，他们侍候在蒋的左右执礼仍恭。他们所发出的通电，也祇希望接纳八项主张，并保障蒋的安全。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密谈，固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个直接原因，同时，当时的情势也逼使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南京的重兵纷纷开进潼关，飞机又在西安上空威胁，这使西安当局，大多觉得战争的爆发将不利于他们。各方实力派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也多持息事宁人的态度。因此，张学良的和平解决意向一经明朗化，调和气氛就代替了火药气味。
“张学良所坚持的是蒋签字赞成他所提出的上述八项主张，蒋则为了政府和个人的威信，不能在挟持之下，有所承诺，坚持不允签字。端纳、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奔走其间，多方调解，宋氏兄妹且表示蒋先生已应允了八项主张，如果一定要蒋亲自签字，心理上留下痕迹，反为不美。
“周恩来曾致电保安，报告他与蒋氏长谈的经过。首由张学良说项引见，张对蒋说，委员长的一位旧属求见，请委员长予以接见，蒋氏未置可否。周恩来当即步入蒋氏的住室内，同蒋严肃敬礼，并仍依黄埔时习惯，称蒋氏为‘校长’。蒋氏最初板起面孔不予理会，周即坐下来慷慨陈词，蒋氏则留心静听。周首先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蒋氏和南京中央的想法，并希望一切和平解决，中共愿拥护蒋氏做全国领袖，实行抗日。周也乘势说明中共政策改变的始末，力证化除成见，团结御侮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