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通电—
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南京孔庸之（祥熙）、孙哲生（科）、冯焕章（玉祥）、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学良）、杨虎城、王鼎芳（以哲）、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份子外，亦非毫无抗日者，其发动内乱，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车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出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即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我们看罢中共的这封电报，对于它们的狡黠善变，应有以下的认识。
一、中共虽然主张和平，但却要在南京“召集和平会议”，显然有意转变了主客位置，新的主动权操在南京召开的和平会议手里，会议的主人变成南京中央和中共中央，而且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派出代表，共同参加。这就贬低了南京，削弱了西安，抬高了它们自己，更重要的是抹煞了蒋先生的主角地位。
二、张、杨兵谏的对象是最高统帅蒋先生，只要蒋先生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他们仍然拥护蒋先生为最高统帅。中共对此不但无所表示，而且还要“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足见其居心叵测。
三、它们原来是鼓动支持张、杨的所谓张、杨、共三位一体，现在却摇身一变，想以第三者的调人姿态，从中取利。
张学良此时本已决定恭送蒋先生离陕（西安）回（南）京，他看了中共这封电报，无疑有被愚弄的感觉，对中共的邪恶居心，愈加了解而厌恶。因而思路益加冷静和坚定，更增加了他的这一决心。对于周恩来虽然仍与周旋，但已不如以前的重视。此时在张的内心深处，可能跟他告诉李金洲奚落阎锡山的那句话：“我偏不要你们做成这票买卖。”
虽然如此，周恩来此番在西安，本其理性的头脑，灵活的手腕，鼓其如簧之舌，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歧见的调和，对中共和东北军中偏激份子的说服，对蒋夫人、宋子文的意见沟通，对蒋先生恳摰而委婉的陈述，在在都费了不少心力，起了相当作用，有助于事变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