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同时通知我驻外各使馆，迅即探询各驻在国政府之意向以及舆论的反应，以资因应运用。
我驻俄大使蒋廷黻，遵照行政院的指示，即向苏俄政府提出交涉。他旋向行政院报告说：
“职于两日内（十六、十七）见李委员长（按即苏俄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李维诺夫），斯副委员长及鲍大使（按即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时正回俄述职。）与谈西安事变，彼辈均认为不幸，对我极表同情，并盼事变之早日解决。我政府对日交涉之趋强硬，及在缓远之抵抗，彼辈均引为幸事。职问李维诺夫，能否于此事变除在其机关报发表有利于我之言论外，更进一步予我以协助？李即直说，自张学良离东北后，苏联与其毫无关系，爱莫能助。”
阴险诡谲的斯大林，在没有得到我官方的向其交涉以前，业已抢先于十二月十三日，对中共作了前面所说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明确指示，紧跟着由其真理报和消息报于十二月十四、十五两日，连续发表社论和专栏，再三澄清苏俄与西安事变有关的流言，由塔斯社向全世界传播。它们极力赞扬“蒋委员长统一中国的成就，中国统一才是抵抗日本的最佳途径。”同时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则作如下的指责：
“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请求，仅属发动之烟幕，实际上为中国人民阵线之打击及中国对外抵御之破坏。”
“张学良之反动，足以破坏反日力量之团结，不独为南京政府之危险，抑且威胁中国，虽假借反日口号，适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其最近影响，即新的内战之爆发，亦即日本所急欲利用机会以作更深侵略之举者。”“张学良对南京政府的叛变，将使中国面临内战的威胁，张氏此举，实为对日阴谋者提供了最珍贵的礼品。”
我政府为避免酿成国际间的误会，对于塔斯社分送的右述文字，禁止中文报纸予以披露。苏俄政府对此深感不满，李维诺夫曾约见蒋廷黻大使提出口头抗议，其驻华代办斯皮礼瓦尼克，也曾向我外交部部长张群提出口头抗议。
关于前者，蒋廷黻曾于十二月十七日向行政院报告：“李维诺夫见面即言：余愿趁此机会向君抗议。中国政府禁止报纸登载真理报、消息报社评及塔斯社否认日本谣言之声明，表示中国政府疑虑苏联与张学良有关，此种猜疑，实不友谊。余前已告君，自张学良让出东北后，苏联与彼即无关系。在莫斯科虽有中国共产党如王明（陈绍禹）等，然苏联政府不与彼辈发生关系云云。职答以我政府禁止登载社评，本人尚无所知。惟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而共产党与第三国际有关，此乃显明事实。李维诺夫即言：第三国际与苏联政府无关。职答此乃苏联一贯之立场，但世人皆不之信。李云：苏联将始终维持其立场，无论世人之信与不信。职告以张逆叛变，影响甚大，如不设法制止，势将演成西班牙式战争，谅非苏联政府之所愿，故颇望苏联能协助解决此事。李云：“唯一协助方法，在使中国共产党知道苏联政府态度。今中国政府反而禁止登载，我无他法，并将向南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关于后者，苏俄驻华代办斯皮礼瓦尼克，于十二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时，前往外交部面向张群部长提出口头抗议：
“苏联政府自接到西安事变消息后，立即有明确之态度，判定张学良之行动，徒足以破坏中国统一，减少中国力量。苏联政府兹派本代表向中国政府郑重说明：苏联政府不但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络，且自‘满洲事变’以来，苏联政府无论直接与间接，皆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关系，苏联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亦无任何联络，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
“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国内一部份人及新闻纸所散布之流言，似认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任何连络者，非常惊异愤慨，希望中国政府设法制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因素，固然由于蒋先生坚持立场，中枢方面刚柔并施，张学良幡然悔悟，有以致之。但是苏俄官方及舆论有如上述的明确表示，无疑对中共和张学良浇了一头冷水。中共既得不到奥援，张学良也失去助力，这当然对于事变的和平解决有所裨益。我曾说过，苏俄是中国的世仇大敌，斯大林之所以出此，绝非为中国着想，乃因它国力末充，最怕西方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对它两面夹攻。倘因西安事变引起中国仇俄的情绪，由抗日转仇为对俄，甚至把梦想的中日战争演变为中俄战争，则对它绝对不利，所以才立即作此明确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