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对我们与张学良合作抗日的前途，不愿多表示意见，似乎也不抱乐观。他曾向我表示这些事都由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在处理，前者在后面策划，后者在外奔走。并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张闻天说这些话，可能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之一也许是暗示我不要去干预‘老毛’所管的事。
“毛泽东那时似乎是聚精会神注意‘国家大事’。他笑着向我说：他是‘买空卖空’，这句话的含义，似乎是说红军实力现在虽然不大，他却在和人谈大买卖。他根据他所知道的材料作各种推测，主要说到日本侵略东北和华北，破坏了远东的列强均势，引起英、美、苏的不满。国内的反日潮流，也深入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了，看来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很难维持下去。
“他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时，也只承认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默契是一项具体成就，可以称之为‘张杨共三角联盟’。他推测将来西北抗日局面的发展，大致是由张学良与杨虎城选择适当时机，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南京自然不会接纳，其结果将在西安出现一个反南京的独立政府，这个政府能否存在，一面要有一个明确的抗日纲领，获得英、美、苏的支持和国内舆论的拥护；另一面要看张学良、杨虎城能否联络各省的实力派和瓦解南京内部。至于几天后西安事变的发生，他当时似毫无预感。
“毛曾表示莫斯科是支持中国抗日的，也会支持西北抗日局面。他说莫斯科从未肯定表示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但也未表示过反对，据他推测，莫斯科的来电曾表示，如果红军能由宁夏接通外蒙，或者经由甘肃河西走廊接通新疆，苏联将予以军火援助。这样，我们可以相信，如果能形成一个更广泛的抗日西北局面，那苏联更非援助不可。
“当时中共中央没有举行过任何正式会议，似乎都将责任推在林育英身上，而林又不管事。对外关系，如西安的电报来往，完全由毛处理，他每次接到西安来电，就邀我们去谈论一番。这些电报有些是关于蒋氏将要在西安举行‘剿匪’会议，指示‘剿匪’机宜，有些是关于西安和其它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情形，我们便据此谋求对策。我们回给张学良的电报则都是毛泽东的精心杰作，字里行间，极尽打气之能事。
“我当时最注意西路军的情况（按即徐向前所部共军，窜犯甘肃河西走廊，笔者在本文前面曾经详述。）正在西移的西路军，沿途与骑兵苦战，虽曾获得好几次的零星胜利，但我方弹药消耗日多，有无以为继的情势。这种情形，使我十分焦虑，我研究各项情形，并试用各种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予西路军以助力，以期挽回厄运。
“我的心情当然是不愉快的，别人也不多理会。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内，每日都有谈话会，大家都避谈往事。毛泽东、张闻天等似因过去的分裂，心理上不无芥蒂，他们对援助西路军的事，并无积极表示，而且言词之间，总有些推推诿诿。为了挽救西路军的厄运，我只有耐着性子和各人商谈，但无法找出补救的办法，奇迹是不会从天而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