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以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陈绍禹）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上述这个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外交部答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份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
“当然，在当时偏僻的保安，我们无法知道像王明所说的那些内情，因而这个电报之来，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都在沉思，毛泽东更是踱来踱去。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分明是张、杨、共三角联盟酝酿而成的，如何能说是日本阴谋？有的表示长期内战倒是应该避免的；有的表示如果将蒋释放了，他将会不顾一切的对付我们；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如果得不着苏联的支持，那里会有胜利的希望？毛泽东曾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就在这种气氛之中，会议无法继续下去，我们于是分开，各自去详加考虑，或者个别研讨，就这样费了一整晚的时间。我通宵没睡，花了很多时间与毛密商，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不遵照莫斯科的指示行事，得不到苏联的支持，反而会被国内外各种势力围攻，后果是会很严重的。如果照这三点指示进行，张、杨、共三角联盟可能立即破裂，即使我们避免了这种破裂，和平解决以后，蒋氏的报复，将是难免。两相比较，第一条路是走不通的，极为显然；第二条路虽阻碍重重，也许能找出一线希望。
“这是急如星火的事，我们于是在深夜重行齐集在毛的窑洞里，商决具体步骤。我们决定将莫斯科的来电立即转电周恩来，要他根据这个指示，向张学良试探，如果情形顺利，即照指示的原则进行，否则要为中共留出回旋的余地。
“周恩来于十三日抵达西安（按，此处有误，周系十七日到达西安。）后，与张、杨商讨今后进行步骤，张学良曾问及莫斯科有无电报指示？对西安的行动，持何态度？周认为张的这些问话，自然是寄望于苏联的援助，极为殷切。周接到我们的电报后，对莫斯科的态度也极表惊讶，但应允向张学良秘密试探。
“周恩来于十四日（按，此处又误，应该是十八日。）与张密谈，径行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觉得为共方所卖，已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势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腿，不兑现了。周恩来只得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明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苏联也有他的苦衷，例如外交的压力是不能不顾及的。中共决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现在事已至此，决不能互相埋怨，只有一本初衷，共策进行。
“他们两人于是密商进行方针，周恩来曾向张学良表示，据他个人看来，在西安成立一个独立政府和对蒋制裁，都不能算是好办法。现在南京正在叫嚣讨伐西安，如果我们制裁了蒋，这将予人以口实，蒋的徒子徒孙们，将用报仇的名义与我们纠缠，这将是长期的内战，而且胜负未可逆料。周这些话，终于打中了张的心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