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共的和平路线，由十二月十四日接到莫斯科的指示以来，中经十九日中共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通电，以及周恩来在西安对中共党徒的一再分析，中共在西安的活动份子，大体上对这个和平路线的基本策略有了了解。但是对于西安事变的具体解决办法，特别是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乃至由当前由扣蒋而释蒋，甚至放弃西安抗日联军的三位一体，而去争取南京中央的团结一致，共同拥护蒋先生领导抗日的大转变，却为大多数人所难理解，也为大多数人所反对。如果此时南京为了营救蒋先生而大举用兵，进攻西安，则东北军大部偏激份子主张打，抗日同志会份子也主张打，中共东北军工委份子也都主张打。
秦邦宪就在这一紧要的时刻，来对他们说明所谓和平路线。
秦邦宪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西安，和周恩来同住在金家巷张学良的官邸。他当日就在那附近的一处地方召集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委）的活动份子朱理智、刘澜波、宁古石、宋梨、敖白枫等和十七路军工委王炳南、陕西省委书记关锋、中共中央驻西安代表刘鼎，以及早在西安工作的萧克等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
他首先指出，西安事变不是十月革命，这只是一种军事阴谋。他又说：蒋介石不是沙皇，杀了蒋，无济于中国的救亡事业。接着，他着重分析中国是一个弱国，中华民族全民族统一起来都未必保险能敌过日本帝国主义。所以，假若再搞内战的话，必然的结果是亡国灭种。假若内战起来的话，南京极可能被掌握于汪精卫或×××等亲日派手中。一个亲日的傀儡政权，加上地方军阀的继续分裂割据，中国又必然会陷入一个长期混战的局面，这就越发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也就更增加了中国亡国灭种的可能。
秦邦宪认为江浙财阀，国民党的CC和黄埔军人，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任务上面，都有其特定的进步性和积极性，在抗日统一战线上是应该积极争取的力量。而这就要释放蒋介石，拥护他领导抗日，是有利于抗日的统一战线，有利于中国全民族的救亡事业的。
他的这一番话，虽然说的很清楚，但与会的全体份子却都未能深切领会，且都表示怀疑这个路线的正确性。东北军工委书记宁古石即席提出意见，认为假若中共中央坚持这个路线的话，那么工委同志只能站在活动份子的岗位上承认服从，但这并不等于对此路线没有怀疑。秦邦宪当然不满意他们这种态度，决定次日再开会议，进一步深入讨论。
可是不管他们继续讨论能够得到什么结论，张学良却闷声不响的作了明快决定，就在他们决定再开会的那一天－十二月二十五日，亲自把蒋先生恭送出险了。
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我国内部各方对于此一事变的表现，具如前述。国际方面对于此一事变的解决，也有其一定程度的影响。尤以当时与我国利害关系最密切的苏俄和日本两国的动向，更关重要。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未爆发以前的二十年间，远东是中、日、俄三国相持争衡的局面，那时中、俄两国鼎革不久，国力末充，自顾不暇。日本以新兴强权，不可一世。如果战争不能避免，各自为了国家的利益，中国希望日本跟俄国打，日本希望俄国跟中国打，俄国希望日本跟中国打。不幸短视的日本军阀，却以征服满蒙为国策，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对中国疯狂侵略，燃起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战火，正为苏俄所乐见。现在西安事变发生，在世人心目中，多认为是出于中共的构煽，苏俄殊难推卸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