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次对俄交涉中，蒋廷黻大使秉持中枢的指示，积极进行，却遭了一次无妄之灾。因为他以享誉全国的清华大学名教授，于民国二十四（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受政府延揽出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步入政坛。政府旋因他曾于二十三（一九三四）年夏间，赴欧洲各国考察，在莫斯科停留三个月，锐意观察苏俄外交，回国后曾撰游俄文字发表，认为他对俄颇有了解。适驻俄大使颜惠庆因病辞职，乃派蒋氏继其任。蒋氏于二十五（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到达莫斯科就任新职。他初办外交，夙乏经验，恰逢西安事变发生，忧心国事，难免急切，在交涉进行中，曾有表现欠当之处，引起苏俄的不满。不久即解除驻俄大使的职务。奉调回国，仍在政界工作。直到十年以后，民国三十六（一九四七）年底，出任我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代表，五十（一九六一）牢十一月，继叶公超为驻美大使，仍任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代表一年，五十四（一九六五）年退休为，驻美近二十年。在兹国势逆转期间，蒋氏发挥了优异才华，显示了非凡成就，乃成为盛名久傅的我国近代史上罕见的外交界杰出斗士。

　　日本对于西安事变的立场，恰与苏俄相反。它拒绝苏俄的指责，否认与西安事变有任何关系，其新闻报导则明示莫斯科乃为事变的幕后主使者。盖俄、日两国利害冲突，其敌对态度由来已久，故藉西安事变为口实，借题发挥，相互指责。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动者以抗日为号召，日本当局对此乃特别敏感。我政府也深恐日本在华驻军及浪人，藉此制造事端，故对日方的态度特为注意。行政院孔祥熙代院长，曾于十二月十三日约见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告以希望日本政府约束在华浪人，勿在此时滋事，助长要求立即抗日者的气焰，致启两国间的战端。同时派人与日本驻华武官熹多诚意晤谈，亦以此意相告。

　　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于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六时，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商对于西安事变的态度，经过四小时的讨论，决议“应以公正且慎重的态度，静观事变之推移。”次（十四）日即向首相广田弘毅提出报告，并相偕晋谒裕仁天皇有所陈述。十六日，广田首相召集外相、海相、陆相，举行会议，决定对于西安事变后的中国情势，采取静观监视的态度。我驻日大使许世英，于十六、十七两日先后向行政院提出如下的报告：

　　“日首相、海相、外相、陆相今日（十二月十六日）协议，以西安事变中之日本动向，将使中国全局有重大影响，欧美将极深注意，故有暂时静观形势进展之必要。出巡官宪应严禁戒轻举妄动。业于本午由海、陆、外及首相发出通电。”

　　“昨日（十六）外、陆、海各局长会议结果，对西安事件，严重监视其演变，万一日侨生命财产有危险之虞时，决定采临时适当之处置。”

　　迨蒋鼎文于十二月十八日，自西安飞抵南京的消息发表后，日本当局顿现惊异，深恐蒋鼎文带来张学良的和平条件，诱使国府妥协。有田八郎于十九日约见许世英，首询南京中央是否有与张妥协之意，继称：“中国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川越大使亦于十九日来华，二十一日晋见张群外长，二十二、三两日，连续晋见孔祥熙代院长，探询究竟。经获得中国政府解释并作进一步的调查后，广田内阁乃向其枢密院报告：“对西安事变决采不干涉方针。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

　　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先生脱险消息传出，日本当局遂亦于疑惑之中，表示其祝贺之意。东京各报并纷出号外，日人之前往中国大使馆申贺者，亦络绎不绝。经此一变，日本人对华之观念，确有转变。据我驻日大使馆参事丁绍伋分析指出：

　　“日人对华观念因陕变发生，稍有转变，彼见中国秩序如常，金融安定，始知中国人爱国者甚多。虽有困难，愈形团结。加以英、美援助，故遭空前事变，未至瓦解。对中国人不敢轻视，且痛诋日政府对华观念错误者，颇不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