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蒋先生坚定包容，化解危机。
其二是中央政府和战并用，发挥效力。
其三是张、杨二人审度机势，幡然改图。
而在这三个关键作用之中，我觉得张学良和杨虎城悔祸输诚，尤其是张学良的放胆独断，更为关键中的关键。因为他们如果冥顽不灵，蛮干到底。纵然中央政府能够凭借绝对优势的武力，戡平战乱，但是蒋先生和国家的命运，恐怕就不堪设想，而历史也要重写了。
现在时逾五十年，有关西安事变的各种资料，据知大陆及海外方面，透露颇多，但此间形格势禁，仍然不易搜求。对于此一问题有研究兴趣的人，纵知一鳞半爪，也因有所顾忌，不便直言。此中除了流传很广的蒋先生“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以及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官方文书，自然都具有第一手的权威性。可是另外几个主要角色，仅有张学良于事变发生以后的几十年，写过一篇“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发表，语焉不详。杨虎城和参与商谈的宋子文，则无一字记述流传。卽就蒋先生和蒋夫人两种记述而论，乃是他们亲身所遭遇的情景，其正确性当然不容有所怀疑。不过乃系事后记忆之作，可能也非亲自执笔，其中有些情节，或略而未提，或故意隐讳，或在刼难之中，记忆有点模糊，或有出入，或有矛盾。譬如说，蒋先生在“半月记”中，对张学良多所责骂，蒋夫人在“回忆录”中，对张则辄加回护。周恩来曾经两度晋见蒋先生，“半月记”中却一字未提。蒋夫人、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曾经面对面洽谈过几次。蒋夫人“回忆录”中则说“张学良介绍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有力份子来见”“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事实上这个“有力份子”就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蒋先生和夫人这两种著作的合订本，是中央宣传部于二十六（一九三七）年春间印行的，那时新任宣传部部长邵力子，曾经详细推敲，也曾与人交换过意见，几度斟酌再三改印，最后因为当事人坚持，还是原版问世，这就是流传到今的那个版本。至于事变解决有无条件，有无承诺，那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想史贵求眞，还是根据所知的资料，一天一天一幕一幕的综合叙述：
十二月十二日，张、杨于华清池刼持得手，把蒋先生接到西安，安排妥当之后，立卽在新城大楼的西安绥靖公署，成立了一个“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张学良自为总司令，杨虎城为副司令。另组织了一个“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部”，抗日名将马占山为总司令，在东北军中曾当过师长的黄师岳为参谋长，张的秘书李金洲为政治部主任。在这两个总司令部之外，又组织了一个“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以为决策机构，张学良、杨虎城分兼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西北剿总及西安绥署的高级人员。多数被任为委员。这个委员会设有两名驻会委员，为执行实际会务的重要份子，一为张学良进驻西安时，派其经常与杨虎城方面保持连络的高崇民，他系张的亲信，此前张因发觉他思想左倾，会被驱逐出境，他却未曾远离，仍密匿杨处工作。一为曾任杨虎城的秘书长，被杨发觉其有共党嫌疑，免职驱离的南汉宸，他当时未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由天津经山西赶来。另外还有一个具有相当作用的委员王炳南，其父在陜西靖国军时代与杨虎城有深交，父死后由杨抚养照顾，保送德国留学。他在德加入共产党，学成回国后任杨的秘书，实际则是中共派在十七路军的工委，从事统战。这三个人于大陆沦陷后，历在红朝担任过重要职务。
除了上面所列的几个新设机构以外，原来潜伏在西安的中共东北军委、第十七路军军委、陕西省委等组织及其所属各级份子，以及它的外围同路人等，也都拋头露面，大事活动。此中最嚣张的是那些由中共操纵的所谓“救国团体”，尤其是“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西北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言论最为激烈，活动也最为频繁。它们在十二日当晚，卽开过紧急会议，决议拥护张、杨。“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本系由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发起组织，联合西安师范、高中、初中等学生组织。它们接续于十三、十四两日举行会议，通过几件至为荒谬的决议，并发出紧急通告，响应西安事变，诋毁中央，论调极为荒谬。“西北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东北民众救亡会等各种流亡会社组成，为中共的外围组织。事变发生后，接受“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的指导。“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分支。十二月十三日，西安又成立了一个“援绥战地服务团”。以上这些组织，会于十二月十六日，在西安革命公园举行号称十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形成羣众运动的高潮，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曾到会讲话。西安城已为红色气氛所笼罩。
张、杨为了迎合中共及其外围组织的要求，将西北剿匪总部、绥署军法处、陜西各级法院，及其它有关机构所拘押的“政治犯”──左倾份子，一律下令释放。张学良又把本为东北籍报人赵雨时所创办的“西京民报”，于十三日改名为“解放日报”，派其秘书李金洲接办，成为他们的宣传喉舌。
张学良于事变当日把有关事情安排后，又去晋见蒋先生有所陈述。其情形蒋先生在“半月记”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