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旣入绥署，未见虎城。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宋告余以：‘副司令请委员长在此休息，副司令不一时卽来。’余乃命觅张汉卿来见。约半小时后，张始来，对余执礼甚恭。余不为礼，张垂手旁立。余问：‘今日事，尔事前知之乎？’答：‘不知。’余谓：‘尔旣不知情，应立卽送余回京或至洛阳，则此事尚可收拾。’张谓：‘事变实不知情，但我有意见欲向委员长陈述之。’余谓：‘尔尚称余为委员长乎？旣认余为上官，则应遵余命令，送余回洛阳；否则汝为叛逆，余旣为汝叛逆所俘，应卽将余枪杀，此外无其它可言也。’张谓：‘委员长如能听从余等之意见，则当然遵委员长之命令。’余斥之曰：‘尔今究自认为部下乎？抑敌人乎？如为部下，则应服从命令送余回洛；如为敌人，则立毙余可耳！二则任汝择一行之，他不必言；卽言，余亦不能听也。’张遂自述其此次行动之动机，非叛娈而为革命，余厉声叱止之曰：‘然则尔尚诿称今日之叛变为不知乎？’张言：‘卽是敌人，亦有谈判余地。’余愤极，诘之曰：‘敌人尚有话可说乎？尔以余为何如人？余岂能屈于叛逆与降服于敌人之刼持与威胁者？’张气少馁，谓：‘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卽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余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现在请委员长息怒，徐徐考虑之。’余闻其‘交人民公断’一语，乃知彼辈杀余之毒计，将假手于暴民之所为也。余乃怒诘之曰：‘尔妄想国内民众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恐卽尔等素所称为‘人民阵线’者，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动！尔自称为‘革命’，叛逆亦可称‘革命’乎？陈炯明何尝不自称为革命，天下人谁能信之？尔之部下卽在此室之周围，尔犯上作乱如此，又将何以率属，何以为人？尔能保尔之部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尔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宽容庇护，尔尚可安然远游海外。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眞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矣！尚不自悟，余实为汝危之！’张闻言，顿时变色曰：‘尔尚如此倔强乎？’余反诘之曰：‘何谓倔强？’余为上官，汝为叛逆，国法军纪对汝叛逆均应执行惩罚，况斥责乎？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戳，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余今日身在尔等叛逆之手，余卽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之人格，人格苟有毁伤，民族卽失其存在，尔以余为威武所可屈而向汝叛逆降服乎？今日之事，尔有武器，我有正气；我虽然无武器，须知正气与喉舌卽为余之武器，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亦必无负于生我之天地父母与全国国民！尔小子何知，乃妄想余为尔所威胁，而视余今日之正气为倔强乎？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不然，则认错侮罪，立时释余。否则尔旣不敢杀余，又不能释余，则尔将来更何以自处？余为尔计，应立卽毙余，乃为上策。尔曷不决然杀余耶？”彼闻言，低头不语，神色沮丧。移时，问：‘尔眞无考虑余地乎？余去矣！’余挥之曰：‘去休！’彼乃改容以请曰：‘移居余处何如？’余曰：‘决不入敌人之居。’彼又谓：‘在此不甚安全。’余答之曰：‘余不需汝保护！’彼坐而复立者数次，在旁窥察余之神色态度，余闭目不理之。如此半小时，屡言：‘余欲去矣！’继又坐，命役人以餐具来，请余进食。余谓：‘余生已五十年矣，今日使国家人民忧危至此，尚何颜再受人民汗血之供养而食国家之粟？况义不食敌人之食！’坚拒之。张仍侧立，甚久而不去，余问：‘邵主席何在？’彼答：‘在绥署前面。’并言：‘中央诸将领均安全，无损害，惟钱慕尹以格拒变兵，被枪伤，然亦仅耳际略被擦伤而已。’余命其请邵主席入见，彼乃命卫兵往觅邵，而仍旁立未行。

　　数分钟后，邵主席力子来见，询余起居毕，张卽告退而出。余问邵：‘自省府来乎？’邵曰：‘自绥署卫士队队长室来。顷钱慕尹亦在彼处。慕尹受枪伤，弹由胸穿背而出，出血甚多。卽将移地疗伤矣。’其时，张虽退去，而宋营长仍侍于门次。余两次命宋退，且闭室门；宋未从，余自起阖之。宋遽举足入内，谓：‘请原谅，奉有命令，倚护左右，亦不敢阖户也。’余知其监视，亦置之。以向所语张者约略告邵，并卽起草一电稿致余妻，交宋营转张拍发。盖自分以身为革命殉，不能无遗言以告家属。邵见余己决心舣牲，凄然有感，谓：‘委员长顷所语张之二事，逆料回洛必不可能，加害亦决不敢；但旷日持久，或生他故。委员长以一身系国家之安危，应以安全为重。忆民十六年、二十年曾两次辞职，但均以党国需要，不久复出，此次可否考虑及此？’余庄言告之曰：‘余信人太过，疏于戒备，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回京以后，当然向中央引咎呈辞，并请严加议处。但断不能在部下刼持之形势下，在西安表示辞职；卽彼欲要挟余发布何种命令，或签认何种条件，余亦宁死必不受胁迫。余若稍事迁就，以求苟全性命，将何以对四万万国民之付托耶？’邵闻言无语，见余衣薄，请加衣，余告以无需。宋营长进皮袍，亦拒之。侍役以早餐及饼干进，挥去勿食。其时体惫痛不能复支，乃就床睡。邵再四珍重而去。

　　邵去后，宋营长入见，问：‘委员长尚识余乎？’余告以不识。宋谓：‘学生乃军校第八期生，距毕业仅二月，教育长不知以何原因将余开除，与委员长固有师生之谊也。’宋侍余甚周到，奉衣奉食，婉劝数次。并劝余：‘此时对张徒责无益，不如容纳其一二主张，俾此事能从速解决；否则于国家，于委员长均极不利。’如此诤谏，前后凡数次。余屡命之曰：‘我在学校时如何教诲尔等，尔当能忆之。革命者所恃唯人格，余今不能苟全性命以亏损人格，在校如何教，自身卽应如何作。若行不顾言，何以为人师乎？’宋唯唯而退。是日，终日未进食，侍役皆彻夜未睡，午夜一时，宋尚入室视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