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日无晷刻之闲,各机关首领纷纷向余询问对于应付现局之意见,尤以黄埔军校同学代表要求指示为更切。军校学生皆为余夫亲自教育之生徒,坚请训话,余不能却,因向其集会作公开之演讲。余告诸生:于未明事实眞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民众对西安叛变之负责者,怨恨愤怒已不可遏、诸生幸勿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之。并告诸生:已嘱端纳赴西安探眞相,迄今尚无一人出入西安;故吾人所知西安消息,除孔部长与余所得二电及西安将领之通电外,无片纸只字可为凭借。继复诫之曰:‘余深信西安叛变者,目睹其妄动所引起之全国反响,必能憬然悔悟,痛恨前非。凡诚意悔悟者,应开其自新之路,则谈判之途径,自当勿令壅塞。叛逆如有悔罪之诚,我黄埔诸生当宽大为怀,迎其来归,不究旣往。’继余复言曰:‘凡余所言,绝非为叛逆求开脱,盖其妄动无开脱之可言;余所努力者,欲令叛逆反省其妄动之影响国家者为如何可怖,求其及时悔悟,自赎其罪谴而已。’”
此后数日的南京,表面上看起来是镇静坚定,实际则暗潮起伏。而小道流言,更于不径而走,混淆听闻。我再引述何廉(时继蒋廷黻之后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陈公博和陈布雷的几段记载,以见局势之一斑,且为蒋夫人所言作左证。
何廉在“西安事变前后”一文中说:
“事变消息当天晚上在我准备离京时传到南京,当时正有好多朋友在我家吃饭,翁文灏也在被约之列。但直至快到清晨一点钟,所有客人散后,我几乎就要就寝时他才赶来。他立卽告诉我事变的种种。从那时起,直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委员长脱险为止,南京陷于一片混乱。
(按民国二十四、五(一九三五、三六)年间,中枢器局开廓,翁文灏、蒋廷黻、何廉诸人,都以北平、天津大学的名教授,被政府延搅,出任要职。)
“我与翁文灏虽在政府中位居显要,但我们不是政府核心集团的份子,也非国民党员。我们在政府扮演的是客卿角色!我们永远无法眞正知道里面在做什么。但我看到各方面都在幕后准备,以便一旦委员长身遭不测时有所图谋。有许多迹象已经显示出来。委员长在西安被刼持后,当时身在巴黎的汪精卫立卽电告他要卽刻返京。从表面看这,似乎是对的,因为他要回国支持政府。事实上,他是别具用心的。汪派份子在南京一声不响地,为他从事幕后准备工作。另一个有趣的迹象是各方将领的活动。委员长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世称基督将军的冯玉祥是副委员长,委员长因故不能执行职务,依法应由副委员长代理。大部分侧身政府的人都很了解。可是,我听说在十二月十二日晚间举行一次改组军事委员会的会议,增加了六名执行委员,其中以何应钦令人最瞩目,此外,还通过一项决议:委员长缺席期间,军事委员会工作由执行委员会负责。
“在那段时期中,南京力面意见纷纭。有些人很激动,他们认为应该诉诸武力,进攻西安的张少帅。军政部长何应钦,当时被公认是委员长不在时的第一位军事领袖,现在又是军事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他被任为讨逆军总司令。另外一些人,如孔祥熙、宋子文、蒋夫人等则不主张用武。他们深恐用武力解决,叛军会杀害委员长。陈布雷对我表示他对此深表关切,而且认为极可能发生此种不幸结果。还有一批人,如陈果夫、陈立夫等认为某种程度的妥协或可使委员长脱险。
“有一股暗潮在蕴酿,一旦委员长的安全发生问题,有些人将支持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来领导。何与委员长过去关系很深,他是黄埔军校教官之一。北伐期间他是委员长的第一军总司令,也是一九三○年代初期剿匪工作的主要人物。”
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说;“有一次在中央军校开会,蒋夫人也在座,戴季陶大发脾气,痛陈不能和张杨讲和平,季陶摔椅子,大哭大叫。季陶先生这几年以来,就自己训练成一个以道自任的大贤人,穿必马褂长袍,写必楷书正字。他那时对于张、杨,大有‘与汉贼不两立’之势。到了十六日开中央政治会议之时,更大声疾呼,主张声罪致讨,说到大义凛然之时,不惜大拍桌子,以补其声泪俱下之不足。孔庸之自然跟着蒋夫人主张和平解决的,因此给季、陶大骂一顿,连连谢过不遑。庸之先生本来在会场土是素来盛气凌人的,或者因蒋先生被困西安,没有靠背罢,那时眞是低声下气,变了一个宽容大度的谦谦君子。连那位平日比伈伈俔俔的居觉生院长也乘时主张正义了,他站起大呼:‘到了今日还不讨伐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
“讨伐派大约是胜利了,然而不然,南京忽然传出一种谣言,说何敬之为什么要坚持讨伐,为的是不愿保全蒋先生,他要迫到张杨情急,对蒋先生加害,他好继承蒋先生的大位,升做军事领袖。这种谣言实在来的可怕,照这样说话,则大凡主张讨伐的,都是别有用心,……
“蒋夫人又在中央军校演说,居然提出说主张讨伐的别有用心,以是何敬之只好噤口不言,戴、居两位老先生只发干急和闷气。”
陈布雷在“回忆录”中说:
“中政会正副主席(按主席是汪兆铭,副主席是蒋先生)均不在京,开会与否须取决于四位院长(按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往往甲是乙否,莫知所从。其时戴院长愤激异常,居、于二院长不甚问事,而孙院长之意见每与戴院长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