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迭向京中诸要人剀切陈述：于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上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余主张，旣未能确证西安将领别有企图，曷若姑信其言之由衷；一方面迅速搜寻其动机之眞相。余曾作臆断曰：‘或者彼等确有不平之情绪，而自谓其有相当的理由。一部份国人若对中央怀抱不平，中央应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尽力纠正之，同为国人，茍有某他途径可寻，又何必求军事解决也。’
“西安来电所提八项要求，余初未加以重视，当前一般人亦多作如是观。盖张学良部以西北地瘠民贫，驻军其间，早感不满，故测其所提政治条件，实只备为移调丰腴省分谈判时之借口而已。主张讨伐者或卽因此而益坚某主张欤！
“是日晨，得张学良来电二通：一致孔部长，一致余者，皆经中途阻碍，延搁已久，读其致余之电，涉及委员长，语多不逊，余初愤甚，继念：安知此电果为张所亲笔签发者，安知张非与其部下有隔阂者；卽此电确为张所亲发，又安知张非在激昂情绪下措词失检耶？时端纳西安之行，待张学良覆电尚未至，为节省时间计，端纳决于午后先飞洛阳，余恐或有需译员处，派黄仁霖偕行。余复请端纳携一函致委员长，函中述余深信吾夫一切措施；皆以民族利益为本，余日夕为彼祈祷上帝，愿彼宽怀。余复以长函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
“端纳于夜间由洛汤来长途电话，称于日落时抵洛，彼处离西安虽只余一小时半之飞行，然消息之沉寂，不灭于南京。且言是日已有飞机三十余架在西安上空飞行示威，目的欲告谕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之手，以张学良预令其驻洛直接指挥之炮队占领机场之命令，其部下实末遵行也。端纳复称：彼不问张学良有否覆电，决于明晨飞赴西安，余于是夜卒得张学良致端纳电，欢迎入陜，于是端纳所乘飞机中途被击之顾虑；始得泽然矣。
“时军政部长已受命，在委员长未回京前，执行指挥调遣全国军队之职权，空军亦归其统辖。闻左右偶语，竟切切私议。委员长已不讳，且谓卽幸存，亦无生还望。诸人于面对时，未尝不表示同情与慰藉；然一转背间。卽充满悲观之空气，而全国斥责西安叛将之怒熖，则已蓬勃不可止抑矣。然余个人于事变发动之初，卽决心与刼持我丈夫之西安将领作正义之周旋，任何牺牲，任何代价，皆所不顾；至咒诅谩骂。则非所愿为。盖余深信，唯诚挚与眞理乃能建树永久之基础。此为余生平之信念，遇西安事变而益坚。
“当时局势虽黑暗危殆，然余深感必有可以解决之途径，故愿中央诸公共信之。因此反复申述，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盖战事开始之后，委员长卽不为其亲自统率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为怨恨暴戾之叛军所残害，不料此时余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鬪意识弥漫之重围中矣。
“或有责委员长不应轻赴西安作此不必要之行，可免躬蹈危机者。复有人言：‘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卽进兵讨伐。’余又告之曰：‘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卽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人不明余所主张之理由，词色之间似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余乃详告诸人曰：‘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则余必首先劝其牺牲。唯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挞伐之师，径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卽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故为国家计，不得不吁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愿诸公深信我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今日此举，实抑制情绪，抓紧现实，乃以公民之资格，要求以最少之牺牲，为国家与民众解决此严重问题之症结。倘余夫或余个人之牺牲可以为国家造丝毫福利者，余必不假思索，力主牺牲。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而国难严重如今日，在余心目中，在全国民众之想念中，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连系，此余之所以主张必用和平方法以保证其安全也。诸公今日，一面尽可能作阵地之配备，唯须力诫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而一面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睌。凡余对此大局之观察，以及余所贡献解决之方策，事后必能证实其不谬，深信诸公虽与我观感两歧，而态度之诚摰则同；余今自信所取态度之不误，必将竭全力以求我主张之实现，谩骂不足以慑服叛徒，更不足以解决现局，幸诸公深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