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事变发生之时，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和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都在上海。孔于当日下午四时，忽得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但传闻简略，眞相不明。是晚八时，他接到何应钦由南京打来长途电话，谓西安城门紧闭，时有枪声，临潼道上，军运频繁，华清池附近则寂然无人，蒋先生似乎已入危境，嘱其就近通知蒋夫人。孔旋得南京财政部转告张学良和杨虎城八项主张的通电，如将先生已被刼持。他立卽转告蒋夫人，蒋夫人闻信极感惊骇。她在所着“西安事变回忆录”，自述其当时心情：
“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睛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此恶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眞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
蒋夫人同孔祥熙，卽于当晚搭乘专车，赶返南京，次（十三）晨七时到达，卽至孔氏寓所，研商应变办法。何应钦旋来相晤，并详述昨（十二）晚中枢开会情形。蒋夫人在“回忆录”中说：
“南京虽为首都，其在黑暗中摸索之状况，不减上海。余偕孔部长及端纳（余已约彼伴余飞赴西安）匆促入都。时政府中人深受事理刺激，情态异常紧张。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已于星期六深夜开会，决定办法，立付执行；并将叛变首领张学良明令免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命令措词，异常严峻。京中已于是日晨接到西安发来之通电，署名者除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重要部将外，复有在西安之中央官吏多人。电中列举非难中央之事状，皆足令人发指者，并称彼等曾‘涕泣诤谏，屡遭重斥’，故不得不‘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最后提出自命为‘救国主强’之八项要求，希望南京当局‘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将来开一线之生机’。至所列八项要求，则为……
此我等于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晨抵京时，京中紧张迫切之状况也。此时常余之前者，不仅为余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重大之问题，其变化实易受热情与狂想之激荡，而余本人复系有严重个人之利害。第一念袭我心头，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继余复念，此事若处理得宜，必能得合乎常情之解决，余必坚持我主张，将一切措施纳诸合理轨范之中。
中央诸要人，于眞相未全明暸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卽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蒋夫人文中所说的端纳，系澳洲人，曾任张学良的顾问。张学良于二十二（一九三三）年下野出国时，把他转介给蒋先生。此时蒋夫人决定请端纳前赴西安，一探究竟，端纳亦愿前往，冀能有所尽力。
张学良和杨虎城等八项主张的通电，中央政府对之严密封锁，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介，均不准有所透露，一般人固不知其内容，蒋夫人、孔祥熙在上海时也毫不知情，她们到达南京后始有了解。鉴诸张、杨电中所说“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之语，如蒋先生未受危害，自然释其焦虑，因而“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但对“中央诸要人于眞相未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之内决定对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处置太骤。而军事力面复于此时，以立卽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非健全之行动。”其不满之情，可说是溢于言表。蒋夫人的这一看法和作法，就当时的情势来讲，毋宁是理性而很稳妥的，因为蒋先生一身系国家的安危，苟有不测，将陷国家于万刼不复的境地。可是她的这一主张，跟中央党、政方面已定的强硬决策，大相径庭，蒋夫人面对此一情况，一方面嘱端纳拍电给张学良，要到西安了解实际状况，同时她也给张学良打了一封电报表达其意。一方面又要对南京的军政要人，极力争执，对于情绪激动的青年将校，多所安抚。他在“回忆录”中对此曾有详尽的记述，其镇静坚定的工夫和睿智的观察，大大有助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今日读之犹深折服，值得原文摘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