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西安方面对于送蒋先生离陜回京，曾有激烈的争执。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委员会对于蒋先生的态度，则不如张学良那样单纯。杨虎城尤其有一种擒虎容易放虎难的感受，竟然跟张学良对立起来。他曾经对人说：他们（指蒋、宋、张）的关系密切如亲生父子，好坏过去了就没事。我们是“抱疙瘩”（西北谚语，“抱疙瘩”就是螟蛉子），如果没有得到他的书面保证，就放走他，他到南京翻脸不认人，我们可就惨了。同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将领们，也是各有所见，众说纷纭，王以哲和孙蔚如等，各有其不同的看法与论断。一般而言，蒋夫人和宋子文争取张学良，可以说完全成功，但负责说服杨虎城的郭增恺，竟完全碰了壁。甚至由张学良影响杨虎城也未奏功。直到二十五日上午，杨虎城仍未肯同意释放蒋先生回京。

　　是日上午举行的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会议中，仍有多数人坚持主张，要蒋先生在离陜前应将改组政府的名单和命令先行发表，或在所允许实行的条件上签字，否则在未获的保证前，万不能让蒋先生离开西安。

　　这时，张学良说话了。他说：“要什么签字都是无用的，你们要相信委员长伟大人格和伟大诺言，就是最大的保证。”他又说：“根据南京方面情报，亲日派现有阴谋，因此有必要使委员长速返南京，以镇压大局。”

　　终于由周恩来大费口舌，在张公馆的一个房间里，单独和杨虎城谈了几个小时，才把杨虎城说服。杨在原则上同意释蒋，但他们当时并未商定确切时间，（据说秦邦宪主张留蒋到二十六（一九三七）年元旦，杨、周同张商定是二十六日，）也未想到张学良即日陪同蒋先生离陜飞洛（阳）。

　　张学良在“忏悔录”中说：

　　“因蒋公离陜问题，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亦为此点，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既已看过蒋公之日记，确知蒋公有抗日之决心，并已应允准我等把其它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应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当初乎？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

　　其实张学良在这以前，早就下决定要亲自陪送蒋先生回南京。他跟东北军将领表示过：这一场大乱子，他为祸首，一切由他一个人承担。另一方面，他要向南京和全国表示，他发动这次兵谏，绝无危害蒋委员长的恶意和争权夺利的野心。

　　同时，他对认为他到南京后吉凶难卜，坚决反对他亲送蒋先生回京的部下说：你们不要怕，中央要员多人还在西安，蒋先生对此不能无所顾虑，他不会为难我的。这才把那些极度关切他安危的部属说服了。在这前一天（二十四日），张学良为防万一，把他在公馆担任警卫的孙铭九营调开，改由他的随从副官谭海指挥的侍卫队，接替担任。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左右，他写了一道手令给杨虎城和东北军于学忠等将领，由杨虎城代理西北军事委员会事务，东北军则由于学忠统率指挥，交给赵四小姐，（一荻，即现在的张夫人），要赵在他起飞后再交给杨虎城和于学忠。下午三时刚过，他就跑到蒋夫人那里，促请蒋先生、蒋夫人立即起程，谭海驾驶他的座车，蒋先生夫妇坐在后面，他跟谭海并排坐在前面。杨虎城临时接到张的通知，赶来和宋子文、端纳共乘一车，尾随而行。周恩来并未获得张的通知，他得到这一消息，立即赶往飞机场，意图拦阻，等他赶到时，蒋先生等已经上了飞机，张学良也跟着上去。飞机未起飞前，蒋先生仍阻止张跟他同行，张未听从。蒋先生所乘专机，于二十五日下午五时四十五分抵达洛阳。在洛军事将领祝绍周、蒋坚忍、毛邦初、王叔铭及党政人员赖琏、俞飞鹏等都在机场迎候，军官分校及航空分校的官生则在机场外列队欢呼。飞机停妥后，蒋夫人等扶蒋先生下机，欢迎人员即趋前高呼委员长，蒋先生连连点首，并问左右“张副司令呢？”左右均答“在这里，在这里。”旋即趋车赴洛阳分校休息，他把张学良安排在他的住屋对面，盖当时群情激愤，恐怕有人对张不利，故特别注意其安全也。

　　我们再看蒋先生和蒋夫人的说法，以为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