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杨虎城率卫队若干人来时，空气益形紧张。彼偕张径入委员长室，立正敬礼。委员长邀其就坐，彼等皆屹然不敢动；余即进言，委员长尚病不能起坐，故不得不卧谈，如彼等就坐，较易听受，乃始勉就椅坐。委员长与彼等语，余即在座速记，彼等闻委员长诚挚之言，余从旁察觉彼等容态，实显现一种非常感动与情不自禁惭愧之色。
“谈话约半小时始毕，时已四时余矣。急整装行，委员长与余偕张学良共乘一车，张径就车之前排坐；子文、端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开至张坐机之门旁。机已开热备用，一声怒吼，离地腾空上升，余夫与余乃向西安作愉快之告别。是夕安抵洛阳，祝颂圣诞佳节。此日之纪念，不唯恢复委员长与余之自由，而中国全民众解放之基，实亦肇于此乎！”
蒋先生在洛阳停留一宵。二十六日九时四十分乘专机由洛阳起飞，十二时二十分到达南京光华门外大较场机场，场内场外伫立欢迎者达数十万人，国府主席林森及各显要，都到机场欢迎慰问。蒋先生鞠躬、颔首，表示谢意。旋驱车转至明故宫飞机场，接受广大民众之欢呼。下午三时，他约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府五院院长、各部会首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叙谈二十分钟，表示谢意。
从十二月二十五日晚间蒋先生飞抵洛阳起，差不多连续一个星期的时间，全国各地，掀起热烈庆祝蒋先生脱险的浪潮。名流学者和报章杂志莫不为文祝贺，连篇累牍，各擅其胜，其欢腾的情形与事变发生时的愤慨状况，恰成强烈对照。我认为在所有祝贺词中，以北京大学蒋梦麟校长的三句话─一个伟大，一个勇敢，一个天真，实在言简意赅，曲尽其妙。一个伟大当然是蒋先生。那么蒋夫人和张学良，到底谁是勇敢？谁是天真？我那时反复思索，觉得她们两人，都勇敢，都天真，可都不敢给她们任何一个下定论。蒋梦麟先生生前，我在台北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碰到他，当面请教，他微笑着对我说：“你还记的那个陈年往事，至于谁勇敢，谁天真，你就自个儿猜吧。”我现在顺便提及，也请读者先生们猜猜吧。
经过西安事变的考验，蒋先生的威望更加崇隆，奠定了他在全国人心目中最崇高、最伟大领袖地位。
西安事变距今已过五十年，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至为重要的影响，而为举世所重视。上（民七五、一九八六）年十月，美国伊利诺州香槟城，曾举行为期三天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主题是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美、法、日、加拿大及我国海峡两岸学者三十多人参加，台北方面应邀出席者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副主任委员李云汉、传记文学社社长刘绍唐，事变主角之一杨虎城的儿子、现任中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也曾与会。会中提出论文十三篇，从各种角度，探讨事变发生的经过及其影响。中共方面也于上（民七五、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举行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并搜集各方有关资料，印行“西安事变汇编”。
西安事变当年结束后，政府曾在骊山山腰蒋先生避难处，建立了一座“正气亭”，以为纪念。后来中共窃国，毛泽东把它改为“捉蒋亭”，亲手写了歪七竖八的三个大字。近年中共为了纪念西安事变的实质意义，并加强对国民党的统战，深觉“捉蒋亭”不妥，又给改名为“兵谏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