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提出八项主张，最重要的为第一项“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第二项“停止一切内战。”这应为优先尽速处理的问题。
二、蒋先生对西安事变引咎辞职，中枢殷切慰留。
三、对张学良个人的惩处。
四、对西北全局的安排。
我现在就依序分别叙述。
关于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蒋先生在“西安半月记”中，一再表示未作任何承诺。他第一次与张学良谈及此一问题时，即说：“余不回京，尔不论有何条件或主张，均不能谈。张问：‘回京以后则可向中央提出欤？’余谓：‘余可允尔等提出于中央，但余必声明，余不能赞成尔等之主张。’张谓：‘你不赞成则虽提何益乎？’余曰：‘党有纪律与议事规定，余不能独断，可否应决之于多数也。’”以后屡次提到，大抵都作如此表示。迨宋子文、蒋夫人先后到陕洽谈，事实上曾有所协议，且对蒋先生几度报告，得到首肯。可是张学良、杨虎城等原有蒋先生回到南京或将翻脸不认账的顾虑，竟然成为事实。这不是蒋先生有意背信，而是格于情势，受到主客观各种因素的限制，因而对于改组政府及其它各节，均未采取行动。当时在西安出面谈判并负责保证者是蒋夫人和宋子文，宋子文即因诺言未曾兑现，张学良又受到惩处，大为不满，一怒而离京赴沪，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一直未回南京，与闻国事。
惟一按照张、杨主张兑现实施的，厥为“停止一切内战”，结束了十年剿共的惨烈战争。此中经过，至为曲折，这是一项最大的失着，对国家的命运发生极大影响我必须引述各种资料，详细加以探讨。
二十五（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曾对中共中央提出如下的报告：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我们以下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一、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就是：
子、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
丑、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
寅、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
卯、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
二、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指示着阶级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结合，特别是资产阶级营垒之决定性的分化过程，其意义就在推动和加速了资产阶级营垒中左派之集中，打击了中间道路之思想。然而分化过程没有终结，大致的情况仍然存在着三个营垒：抗日、降日、中间。新的变动就在：
子、抗日力量的增强与合法化（至少部分地）；
丑、亲日派遭受一致命打击；
寅、中间派开始接近于左派（虽然依旧不免动摇地缓慢地，即保存中间之基础）。
方针：打击亲日派，巩固以西北为中心之左派，影响与吸收中派。
三、孔、宋政府是一个过渡的政府。这个政府在目前基本问题──对日问题上将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在民生问题上或许可有一小步之前进，但显然在许多方面仍然会继续着旧的路线。我们对孔、宋政府，应当以过渡政府看待，即是：推动与赞助其抗日倾向，争取逐步的即使不大的民主改革，同时丝毫不放松对他的批评。如一切过渡政府一样，有着必然的摇摆与不同可能的前述，我们应与他每一个摇摆斗争，而争取他过渡到抗日政府。
四、在这个情况下召集抗日救国会议的运动，在发动、觉醒、组织群众及推动时局的进展上，均具有重大之意义。应该把要求南京召集和平会议和人民的促进运动联结起来。但会议召集的时期及胜利的保证，依靠于促进运动之开展，这是局势开展之一个重要的环节，加强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性的关键。
五、局势开展之另一个中心环节是巩固西北，将西北变成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地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需要：
子、规定和实现三方面共同合作的纲领和西北的军事计画；
丑、张、杨两部之巩固与改造，红军的休整与在新的基础上之正规化，以及三方面的休戚相关的互相尊重的合作和互助；
寅、群众运动之开展和发动，在这个基础上地方政权之民主化与改造；
卯、宁、青、甘西之解决回民问题。
六、坚持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发动者的立场：一方面，在抗日与打击亲日分子的基础上，和南京左派合作，吸取中间派到我们方面来；另一方面，结合南京之外的各派，以西北为中心，以抗日为目的和条件，为推动南京向左之力量。
七、转变党的全部工作，使之适合于新的环境，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
子、恢复在大城市，首先在工人阶级中的党的工作。
丑、改变各地零散的游击队为农民自卫武装，并成为农民运动之策源地。
寅、迁移中央至便于领导全国政治生活之地区。
卯、教育与重新教育干部。
周恩来除了对中共中央提出如上的报告以外，并派人与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有所接洽。顾于一月三十一日以电话报告蒋先生：“共党周恩来要求派代表来，其意在协商共军接受政府收编事宜。”蒋先生即予指示：“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颁发，共军番号暂且照旧，驻军地点及收编事宜视情形再作商量。”二月八日及十六日，蒋先生又连电顾祝同作如下的指示：
“特急。潼关顾主任勋鉴：对恩来除多说旧感情话以外，可以派亲信者间接问其就抚后之最低限度之方式，与切实统一之办法如何，我方最要注意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宣传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其它当易商量，如彼愿与兄面谈，亦可以此言切实直告，但仅以劝告方式，而非负责任者之态度示意也。以总理与越飞共同声明之宣言中，彼越飞当时已承认中国不能行施共产主义而赞成三民主义也。中正。齐戌机杭印。”
“西安顾主任勋鉴：对第三者处理方针，不可与之说款项之多少，只可与之商准留编部队人数之几何为准，当西安事变前本只允编三千人，后拟加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数尚未与之明言也。今则时移情迁，彼既有诚意与好意之表示，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可以此为标准，与之切商。其余人数，准由中央为之设法编并与安置，但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也。此仅对军事而言，至其它关于政治者，待军事办法商妥后，再由恩来来京另议可也。中正手启。铣午机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