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至此，对于张学良的惩处案，算告尘埃落定。
五日，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评，对此案及有关问题，颇有持平的评论。张学良特赦案昨经国府委员会会议通过，明令发表，将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议判决所处张氏十年徒刑，准予特赦，惟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案在法律上手续完备，本自无可非难。所足异者，褫夺公权，乃系从刑，主刑旣予赦免，从刑乃置不叙，殊不可解。查张氏于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事变次日，卽受国府“褫夺本兼各职”之处分，故就公人资格言，张氏自十二月十三日起，已为无职之人，此次特赦徒刑，并未开复原职，在未奉明文取消褫职令以前，原不能遽回原任。况有“交军委员管束”字样，更难自由活动。夫以张氏变乱所为，毁法蔑纪，几令国家遭受不可挽回之损失，幸而悔悟甚早，送还统帅，随行待罪，时论对之始转缓和。军法裁判，已从末减，重邀特赦，更属异数，现在为张氏个人轻减政治责任补救政治生命计，闻命之后，无论如何，皆应感激渐悚，努力自拔，不特亟须传语所部，共喻国府德意，感戴领袖宏量，各驻原防，保护地方，静待政府后命，不必存丝毫不安心理，尤不容有任何行动表示，更须在防地以内，停止一切宣传，防制政治运动。好在中央全体会议已有定期，内外大计，届时自能从长研讨，负责主持，此际地方人心已极不安，自不应长有羣言庞杂之现象，徒为大局加纷扰，使张学良更增咎戾，此又张氏部下爱张氏者研应注意者也。杨虎城在十二日事变，本与张学良负同样责任，乃中央对杨自始即从宽大，未予并案严谴，今兹军法会议，对之亦无处分，为杨氏计，义应格外感奋，锐意补过。陕省往岁灾患频仍，民生困苦已极，近年在中央治理之下，公路水利，建设多端，殖产兴业，新机已动，内外刮目相看，纷议投资促进，而最近陕北办赈，赖中央航空机关之协助，飞送赈款，全活甚多。陕北榆林与西安省城间之公路交通，且经赈委会主持，合工赈兵工之力，已于短期内完成工作，尤足令人惊异，今者变端猝发，社会不宁，内无以对孑遗之民众，外无以谢省外之同情，长此杌陧势必使陕省一切建设事业，停顿倒退，为地方计，讵不可惜。杨虎城以陕籍之军人，肩绥靖之重任，事变以还，省府事务实际亦杨氏主之，揆诸敬恭桑梓之义，应如何善保秩序，杜绝纷乱，在杨氏尤责无旁贷。要之，陕省目前最亟最要之事为迅速恢复上月十二日之原状，张杨固有专责，政府更宜严厉督进之，如果省府必须改组，则政府尤应克日发表新人选，以专责任，万不可令西北地方成特殊化也。
最后吾人更有言者，方西安事变初起，中央赫然震怒，对于主动负责之张学良先则褫职查办。嗣则下令讨伐，大军云集，形势严重。为整齐步伐，集中舆论起见，政府对报界不特不许有平和调解之主张，更申研究动机检讨背景之禁令。在当时务求迅赴事机，此诚必要之措置，今者事过境迁，张氏业已悔罪，政府且予赦免，而西安各种宣传，至今似犹未停，彼中社会空气，更显然尚有所蔽，足证情势之复杂，此等事实，不容长此漠视。吾人以为中央除应责成张杨两氏迅令地方停止一切宣传外，对于西安事变之复杂因素，与该地方流行之思想背景，皆应探索衡量，纠正肆应，期于正本清源，防杜后患。
盖吾人认为中央对责任者本身旣且不惜曲赐矜全，或故为宽假，则对张杨左右近习及部下人员之环境思想，造乱动机，更何不可发挥宽大恢阔之局量，为之检讨善导，改造化除，以求达到恩威并济，诚信交孚之域。中央全会，不久召集，甚望对于内外大计，下至统制言论等等，胥有切合实际需要有利国家民族之新办法，筹议实施，则西安事变，或竟能成因祸得福之转泪，未可知也。
张学良得邀特赦，固然出于中央政府及蒋先生的宽大为怀，但是西安方面的激情表现，也不无某种程度的影响作用。
